为什么说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革新运动?

1935 年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曾做了一个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的演讲，一开头即声明“我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我们讲文学革命，提倡用语体文，这些问题，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也往往我们看到的问题，而在教育专门家反会看不到的”。①我们由此而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倡导的文学革命，与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关系？他们看到并提出了怎样的教育问题？并有过怎样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意义？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1917 年1 月1 日发行出版的《新青年》2 卷5 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首次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文学写作的工具，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 世纪之活字，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章另外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言之有物”，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 “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 “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②

胡适的这篇文章是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的，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即以“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又以“文的形式”的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胡适后来有过更明确的说明： “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 ③“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④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解放运动，文字与文体的解放背后，是精神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

由胡适的文章引发了《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持续讨论，后来又有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2 卷6 号) 、钱玄同的《寄陈独秀》(3 卷1 号) 等文，予以响应与发挥。我们感兴趣的是，讨论的开始还限于“文学”，后来，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与陈独秀讨论“文学之界说”问题，提出了“文学”与“文字”之辨，主张以“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为文学，而将“科学上应用之文字”，包括“新闻纸之通信”、“官署之文牍告令”、“私人之日记信札”等均列入“文字”范畴；陈独秀在附识中则强调他的“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分，认为刘半农的“文字”即是他所说的“应用之文”。⑤紧接着钱玄同就在《新青年》3 卷5 号上的《通信》中发出了“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呼吁，并引发出了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载《新青年》4 卷1 号) 。这样，就由文学写作的讨论引向了应用文写作的讨论，或者说将文学革命、文学解放的要求扩展到了写作的解放。如刘半农、钱玄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 “言为心声，文为言之代表。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 ⑥“今日作文，无论深浅高下，总要叫别人看得懂，故老老实实讲话，最佳”， ⑦“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⑧这些要求当然都不局限于文学，而是指向整个的思想与写作的。后来，钱玄同在《随感录》里更是直接向年轻一代发言： “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⑨同一期《新青年》还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建立的“新文体”，提出其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用现在的意思，说现在的言语，写现在的文字，做现在的文体”。[10]胡适也把他的“八事”概括为“四条”，即“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1]时隔八年以后，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中，谈及五四文学革命的目标时，也将其归结为“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并且号召青年“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2]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就将他们所提倡的思想的启蒙(解放) 与文字、文学的启蒙(解放) ，落实为“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不是古人或外国人的话”， “说自己的话，而不是他人的话”，“发出真的声音，而不是瞒和骗的虚假的声音”这样三个基本要求上，而他们显然是将实现这样的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这样，他们对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关注，就是必然的：要实现前述启蒙要求，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的副题，即表明要“商榷于教育界诸君及文学革命诸同志”，而且以其所特有的明快尖锐地提出问题：“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后来《新青年》6 卷1 号还专门发表了一位读者来信，说自己“自七岁入国民小学，十一岁入高等小学，十五岁入师范学校，二十一岁任小学教职”，深感“我国青年教育，大都不能摆脱奴隶性”。而另一位中学生来信，更是力陈当时国文教育的弊端：“每读一文，老师必讲此文之起承转合，于‘若夫’‘然则’诸字，不惮反复解说，往往上课一句钟，即专讲此类虚字；但我等听了许久，还是莫名其妙。前年秋，来了一位讲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专选苏东坡、归有光诸人之文，而于每文之后加上一千字左右之评语；讲解之时，于本文文字不甚注意，即取此评语细细讲说，他老人家越讲得津津有味，我们越是不懂。所以同学诸人最厌恶的功课，就是国文，不特仆一人存此想也。”这封来信还抄录了一份“某校国文部修辞学试题”，单是题目就有420 余字。编者陈独秀看了以后大发感慨：“这试题，不是现代学校试验国文题目，仍然是古代科场策问的老套头”， “我想全班学生总有一大半不知道这题目问的是什么”， “今天才晓得中学学生多半作文还不能通顺的缘故。这班国文教习，真是‘误人子弟’了”。[13]这里，实际上已经发出了中小学国文教育必须改革的呼声。而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新青年》同人所提出的一个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方案。在文章里，刘半农特意列表将“昔之所重而今当痛改者”与“昔之所轻而今当注意者”做了对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昔之旧国文教育以“摹仿古人”、“依附古人(即所谓‘文以载道’及‘代圣人立言’也) “为宗旨，而今之新国文教育则强调”以自身为主体，而以古人(或他人) 之说为参证，且不主一家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的。刘文还用十分平实的语言提出了新国文教育的目标：“只求在短时间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他强调在这一目标背后贯穿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刘文对选文标准、讲授方法、作文要求、出题与批改原则，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其要点是：“凡文笔自然，与语言之辞气相近者选；矫揉造作者，不选”，“极意模仿古人者，不选”， “故为深刻怪僻之文以欺世骇俗者，亦不选”，“凡思想过于顽固，不合现代生活，或迷信鬼神，不脱神权时代之气息者，均不选”；“作文要有独立之精神，阔大的眼光，勿落前人窠臼，勿主一家言，勿作道学语及禅语”，“以记事明畅，说理透彻，为习文第一趣旨”等。不难看出，这一改革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自觉地将前述文学革命的启蒙精神与理念贯穿、落实于国文教育之中。后来陈独秀曾专门著文讨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4]其实，文学革命与作为教育革命的一个方面的国文教育改革，都是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它们之间的相通也是必然的。

《新青年》在2 卷5 号(1917 年1 月1 日发行) 上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发难文章，倡导以白话文“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以后，在3 卷1 号(1917 年3 月1 日发行) 发表了一条“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的消息，并公布了蔡元培领衔的《征求会员书》，宣称“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进一步把白话文作为国民教育的工具，并将白话文进入中学教科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关系着“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目标的落实，《新青年》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3 卷2 号“通信”的编者附记中，陈独秀提出：“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有比较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兹事非易，未可一蹴而几者。”这里还没有提到教科书的问题，到3卷3 号就有读者来信建议商诸书局， “请其延聘长于国学而有新文学思想之人，刻选自古至今之文，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但须确有可取，即采入书中”；同期发表的另一封读者来信则提出：“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愿先生今后之论调，当稍趋于积极的建设一方面至学校课本宜如何编撰，自修书籍宜如何厘定，此皆今日所急应研究者也。”[15]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回答读者提出的“建设”问题时，特意提出“鄙意欲创造新文学， ‘国语研究’当与‘文学研究’并重”。[16]陈独秀如此重视“国语研究”是与前引他的推行白话文“三要件”直接相关的，这其实也是当时相当多的学者的意见，即是先要通过国语研究确立“统一之国语”标准，再据此编成“国语文典”，再推广到具体写作实践中。对这样一条建设与推行国语的思路，提出挑战的是胡适。他在发表于《新青年》4 卷4 号(1918 年4 月15 日发行) 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他把文学革命的“宗旨”概括成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即一方面要用国语(白话) 做“国语的文学”，另一方面惟有通过国语文学的创造，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的语言(国语) 。针对陈独秀等大多数学者的前述思路，他指出：“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17]在紧接着的《新青年》4 卷5 号与一位读者的通信讨论中，胡适对他的思路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讨论的是“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问题。这位读者提出：“要想实行新文字，必定要从大学做起”，而且从大学的招考入手“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倘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那么，中等学校里自然要注重白话文字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胡适认为这“不是几个人用强硬手段所能规定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先要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而普及的关键在“学校教育”，而且要“从低级学校做起”，“进行的方法，在一律用国语编纂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胡适同时提出，“现在新文学既不曾发达，国语教科书又不曾成立，救急的办法只有鼓励中小学学生看小说。”[18]可以看出，胡适的思路有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创造具有生命活力的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的文学”，然后将这样的新创造的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学国语教材，成为新的国语典范，先在中小学生中普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与传递，白话文就能够真正在国民中扎根，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语”，即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语言。

胡适的新思路，很快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白话文教科书的编写，一时成为《新青年》与教育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新青年》5卷2 号发表钱玄同与刘半农的讨论，明确提出“国文科必须改为国语科。十岁以内的小孩子，绝对应该专读白话的书; 什么‘古文’，一句也用不着读”。[19]接着5 卷3 号胡适又在一封通信中提出：“现在的一切教科书，自国民学校到大学，都该用国语编成。”[20]《新青年》6 卷2 号又发表一篇读者来信，提出“对于未受旧文学传染的小国民，应当可怜他，别叫他再受传染病了。鄙见以为从速编新文学教科书，正是改革新文学的急务”。钱玄同在回信中则说：“编新文学教科书一事，同人都有此意，现在方在着手进行。但此事不甚容易做。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所以不能一时三刻就拿出许多成绩品来。”[21]钱玄同这里所说的同人正在着手编写的新文学教科书，指的是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孔德学校自行编写的白话文教科书《国语读本》；[22]这是1918 年春，蔡元培召集孔德学校教员举行教育研究会，在会上作出的决定，与会者说：“今日所议之教科书，决非专为孔德学校，而为全国各学校计。”有学者认为这是预示着关于教科书的改革的议论将进入“实质性”的“新的阶段”的。[23]正是一年以后， 1919 年4 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是教育部的附设机关，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在这次会议上，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提出了一个《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主张“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传播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24]这样，白话文进入中小学课本就从民间的呼吁开始进入了国家体制内的操作，时机也日趋成熟。到了1919 年11 月1 日出版的《新青年》6 卷6 号，钱玄同就以更加迫切的口气，指出：“改良小学校国文教科书，实在是‘当务之急’。该古文为今语，一方面固然靠着若干新文学家制造许多‘国语的文学’；一方面也靠小学校改用‘国语教科书’。要是小学校学生人人都会说国语，则国语普及，绝非难事。”有意思的是，在这篇通信里，钱玄同特意指出：“《新青年》里的几篇较好的白话论文，新体诗，和鲁迅君的小说，这都是同人做白话文学的成绩品”，而“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 “在中国近来的翻译界中，却是开新纪元的”。[25]显然在他看来，这些白话文学的实绩都是有资格进入白话文教科书的。两个星期以后，即1919 年11 月17 日，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国文之将来》的演讲，指出“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26]这个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1920 年1 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以部令修改学校有关法规。同年4 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 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27]就在教育部通告颁布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 ，这是中国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接着，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 ，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此后，国语教科书大增。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仅1920 年就审定了173 册国语教科书， 1921 年又审定了118 册。[28]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 从理论的设计，探讨；到媒体的呼吁，讨论，形成社会舆论；到政府权力的运作，[29]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从此五四时期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及整个教育改革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如胡适所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 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30]其意义其实是超出了教育范围的，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且不说它的深远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文学是通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根的；在当时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青少年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这是一次空前的精神的大解放，于是被压抑的创造力就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如胡适所说，很短的几年间，“全国的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31]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曾谈到1922 年到1925 年间“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物蓬勃滋生”的盛况，其中就有许多是由中学生和师范生(也包括他们的老师)主办的，如河北冀县第六师范的文学研究会出版《微笑周刊》，陕西榆林中学所办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南京第四师范的无名作家社，徐州许东中学的春社出版的《春的花》，宁波第四中学的曦社、飞娥社，台州第六中学的知社出版的半月刊《知》，潮州金山中学的晨光文学社，长沙一中鸡鸣社出版的《鸡鸣》，川南师范星星文艺社出版的《星星》，昆明联合中学办的《孤星周刊》，东北文会中学的东光社主办的《东光周刊》等。《新青年》6 卷3 号曾以《欢迎“新声”》为题，发表了胡适和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的同学的一封通信，胡适在回信中谈道：“北京有一个中学的学生做了一篇文章，对于孔丘颇不很满意。他的先生看了大怒，加了一个长批，内中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八个大字的断语；又说， ‘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而不为正规之文，惜哉! 惜哉!’”胡适遂将这位老先生的批语略改几个字，赠给新声社的年轻朋友：“诸君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甚望努力勿为正规之文；甚望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的批评；甚望时时以这八个字自豪！”其实这样的开始觉醒、才华洋溢，因为白话文的使用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的中学生几乎是遍布全国的，而且越是边远的地区，中学生们所发挥的作用越大，往往成为当地新思想文化的中心。也正如茅盾描述的那样，这“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32]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新文学哺育了年轻一代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培育了后备力量，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

先驱者们深知，要使已经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真正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加强国文教育理论的建设，使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于是，《新青年》8 卷1 号(1920 年9 月) 、4 号(1920 年12 月1 日) 引人注目地发表了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说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这是他在北京孔德学校的一次演讲，一开头即声明：“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因此所要讨论的正是小学的文学教育。周作人的论述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把“如何理解儿童”作为讨论的基础，一开始就提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当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这里所强调的“儿童是人，是有自己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完全的个人”，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理念，也就是说，周作人将五四“人的发现，个性的发现”运用、扩大到小学教育上，强调“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一切以儿童的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为出发点与归宿，这就把中小学教育改革(包括国文教育改革) 提到了一个新的思想与理论的高度，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周作人看来，小学里的文学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对儿童的理解与尊重上，据此他提出“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 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 (2) 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 (3) 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和趣味”。并主张按照儿童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的程序来选择、安排教材和相应的教学方法。这些意见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启示我们：要把语文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地认识儿童”的基础上，就必须有多学科——不仅是教育学，还有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周作人的文章对这几方面都有涉及) 等等——的通力合作与***同努力。

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一开始也是声明自己是“门外汉”来谈中学国文教育; 不过他强调的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内行”的教育家往往“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 “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而“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 ——当然，也只是“参考”而已。胡适在文章结束时，还强调他的意见“完全是理想的”，因此，他“希望现在的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哪一部分可行，哪一部分不可行，哪一部分应该修正”。——既坚持理想，又采取试验的科学态度; 既坚持独立思考，不为成见所拘，大胆提出“新鲜的意见”，又随时准备根据试验的结果来“修正”自己的意见：这都显示了五四那一代人的风范和民主、科学精神。胡适的主张，有的我们将在下文再作讨论，这里先谈两点。一是他对旧国文教育的批评集中在”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这一点上，而把“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首先定为“人人能用国语(白话) 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这样，也就把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提到了“自由发表思想”的高度，这与周作人对“人的个性的健全发展”的强调是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胡适文章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教授法”的重视。他提出了“用‘看书’来代替‘讲读’”的主张。无论是国语文的教学，还是古文的教学，他都强调学生“自己准备”， “自己阅看”，教员指导下的课堂“学生讨论”与课外“自修”，在作文上他也强调学生“自己出题目”，自己“去搜集材料”，“应该鼓励学生写长信，作有系统的笔记，自由发表意见”，并特别提倡“演说与辩论”这两种“国语和国语文的实用的教法”。这背后是一个教育观念的转变：由“教师本位”转向“学生本位”，由“外在的强制灌输”转向“自觉的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仍然是要正确地认识学生，相信他们潜在的巨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胡适为此而大声疾呼：“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做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