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国语·重耳婚媾怀嬴(节选)》原文鉴赏

秦伯归女五人①，怀嬴与焉②。公子使奉匜沃盥③，既而挥之。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囚命④。秦伯见公子曰：“寡人之适⑤，此为才。子圉之辱，备嫔嫱焉，欲以成婚，而惧离其恶名。非此，则无故。不敢以礼致之，欢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听。”

公子欲辞，司空季子曰⑥：“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⑦，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⑧。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

公子谓子犯曰：“何如?”对曰：“将夺其国，何有于妻，唯秦所命从也。”谓子余曰⑨：“何如?”对曰：“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将婚媾以从秦，受好以爱之，听从以德之，惧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归女而纳巾，且逆之⑩。

注释 ①秦伯：秦穆公。归：嫁。 ②怀嬴：秦穆公的女儿，名嬴，原为子圉的妻子，因子圉逃回晋国，被立为怀公，所以称为怀嬴。 ③匜(yi音宜)：舀水、注水用的器具。 ④囚命：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听候处理。 ⑤适：嫁。 ⑥司空季子：晋大夫胥臣臼季，后来官为司空。 ⑦济：当为“挤”。 ⑧房：住处。 ⑨子余：晋文公的随从之一赵衰，字子余。 ⑩逆：迎接。

今译秦穆公嫁给重耳五个女子，怀嬴也在其中。重耳让她捧着向盛水的盥中倒水，做完了就让她退下去。怀嬴生气地说：“秦国和晋国地位相当，你为什么看不起我?”重耳很害怕，就脱下穿着的国君服装，把自己囚禁起来，听候秦穆公处置。秦穆公接见了重耳，对他说：“我嫁给你的人中，她最有才华。子圉在秦国做人质时，嬴曾是他的妻子，我想让她与你成婚，是怕她受到子圉不好名声的牵连。只是因为这个，没有别的缘故。正因如此，才没敢用正式的婚礼把她嫁给你，而让她和其他四人一起出嫁，这是由于我疼爱她的原因啊。让你蒙受羞辱，是我的过错。你说该怎么办，我听你的。”

重耳想辞掉这门婚事，司空季子说：“姓氏相同的是兄弟。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姓氏相同的只不过两个人……只有青阳和苍林氏与黄帝同姓，都姓姬。可见品德相同是多么困难。当初少典娶有峤氏为妻，生子黄帝和炎帝。黄帝靠姬水长成，炎帝靠姜水长成。长大以后品德不同，所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位帝王各自以军队相互挤灭，是德不一样的缘故。姓氏不同品德就不同，品德不同就不是同类。不是同类，虽然关系很近，男女之间也可以嫁娶，以便生息人民。同姓就是品德相同，品德相同就是同心，同心就是同志。同志的人即使关系疏远，男女之间也不能嫁娶，这是害怕玷污了同类人。玷污了同类人就会产生怨恨，怨恨泛滥了就会产生灾害，灾害产生了就会使固有的本性消亡。因此娶妻要避开自己的同姓人，这是害怕血统混乱并因此遇难。所以品德不同的可以合二姓为婚姻，品德相同的只能以德义相亲。德义可以带来益处，益处能使姓氏扩大。姓氏与利益相互承续，结合在一起不分离，才能安稳巩固，保持住生存的地方。如今你和子圉，象道路上行走的人一样，彼此没什么关系，娶他弃置的人为妻，来实现成就大业的目的，不也可以吗?”

重耳对子犯说：“怎么办?”子犯回答说：“你将要把子圉的君位都夺过来，他还有什么妻子呢，只要听从秦穆公的旨意就行了。”重耳对子余说：“怎么办?”子余回答说：“礼志中有言说：‘想要请求别人帮助，先要对他有好处。想让别人喜欢自己，一定要先喜欢别人。想让别人跟从自己，一定要先顺从别人。对别人没有恩惠，却求别人为自己做事，是有罪的。’如今要听从秦穆公的，重新娶怀赢，接受他所喜欢的人并宠爱她。我们想要听从秦穆公的话以便讨好他，还怕他不答应呢，又有什么可迟疑的呢?”于是，重耳就先把怀赢送回去并送去聘礼，又亲自去迎娶她。

集评唐·柳宗元《非国语》：“重耳之受怀赢，不得已也。其志将以守宗庙社稷，阻焉，则惧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为权可也。秦伯以大国行仁义交诸侯，而乃行非礼以强乎人，岂习西戎之遗风欤?”

清·储欣评《国语选》：“此文论婚姻生理入微，从来未经人道……至其涉及黄帝等故实，尤学者不可不知，洵古来重要文字也……”

总案置人物与特殊的处境中加以描写，是本文的特征。此时的晋公子重耳，立志要当上晋国的君主，所以极想得到秦穆公的帮助，而不敢得罪他。但秦穆公嫁给重耳的，却是重耳的侄子圉的妻子，因此使重耳陷入了两难境地：从之则有违常理，拒之则唯恐获罪。“使奉匜沃盥”与“降服囚命”，就表现了这种矛盾心态。重耳的最终抉择表明，重耳能从大处着眼，忍辱负重，已经成为一个相当老练的政治家。

通过对同一个问题的处理意见，在比较中写出了重耳的三个随从——司空季子，子犯，子余的差异。虽然他们都认为应当听从秦穆公的安排，但司空季子生拉硬拽，转弯抹角地说出一番大道理，拼命以合理来诠解“非礼”，表现出浓重的书卷气;子犯则不来一点虚套，只求结果而不在乎手段，表现了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果断、精明;子余与子犯相似，又能给这件荒唐事找出充分的理论依据，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比子犯更加成熟、多谋。这样，就通过同类相比，写出了人物的同中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