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女人》写作背景

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倾向不是与生俱来，在《回忆少女时代》中，她曾提到过对“另一半”的憧憬:“我们***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贪心，不太慷慨的女孩，我愿意得到，不愿给予。如果对方不如我，需要我拖着他，我会非常不耐烦。如果遇上这样的人，不如过单身生活，不要结婚。我最重要的事业是拥有世界，我的婚姻生活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这个事业。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然后我们知道，她在20岁的时候遇见了萨特。 如果萨特不是那么风流成性，波伏娃也就不会写出这部著作。年轻时的萨特有个信念，就是大作家都是花花公子，如果他要想当大作家，也应该睡很多女人，也许还出于一个相貌丑陋的知识分子缺乏自信或怎样，总之，他对受他的思想吸引的女青年来者不拒。波伏娃骤然察觉到萨特只是在为他自己而生活，在半自传体的小说《女宾客》中，她写道:“轻率信任的代价，就是她猛然面对一个陌路人。”然而对于这个法国最早进大学学习哲学的女学生之一，比她“稍微敏捷”的男性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波伏娃被动地接受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萨特建立了持续50年的自由情侣关系，他们各自都有另外的情人，并且分享彼此的情事。 萨特似乎不那么吃醋，但波伏娃不是，尽管她必须在表面装得很大度。为了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她不得不去讨好他喜欢的女人，而萨特弃如鸡肋的女人，也会失去她的友谊。他们的一个女朋友比安卡曾经在1993年出版的《萨特、波伏娃和我》中指出过她的这种虚伪。大多数时候，萨特生命中的女人来得如走马灯，但40年代，萨特的一次“出轨”有些不一样。萨特去美国访问，结识了布列东的前情人多洛莱斯，萨特对她很伤心，多洛莱斯来巴黎找萨特，他就打发波伏娃去郊区住。后来波伏娃去美国访问，带着找情人的目的，认识了那位被她写进小说《名士风流》的作家情人奥尔格伦。 萨特始终是这段四角恋的主导。多洛莱斯想来巴黎找萨特，波伏娃便去美国找奥尔格伦，1948年的那次，一开始波伏娃打算在美国呆4个月，但萨特担心多洛莱斯爽约，让波伏娃两个月后就回来，两个月后，波伏娃回到巴黎，萨特却告诉她，多洛莱斯还想再多住一阵。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发电报，说想再回美国找他，可奥尔格伦那头还生着她提前结束旅行的气呢，回了封电报说:“别来，太忙。”波伏娃一脚踩空了。 这场四角恋让波伏娃开始回顾自己与萨特相伴走过的20年感情历程，为什么自己作为女人总处在被动地位。萨特启发她说:“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这句话成了她写作《第二性》的一个动机，其实在与奥尔格伦交往时，她已经有创作这样一本书的冲动。她投入大量精力，查阅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书籍，那时的波伏娃已经是出版过《女宾客》等小说的知名作家，但也总被人看作是萨特的跟班，写作《第二性》是她体能所蕴涵的巨大能量的爆发。这是萨特从未关注过的女性主义话题，她博闻强识的能力，史诗般的叙述以及精辟的分析，使她多少摆脱了萨特的阴影。 萨特对她精神上的影响仍处处可见，书中大量使用存在主义的分析立场，也是这本书的英译本多年来有很大争议的原因，两年前《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事儿，名字一目了然——《lost in translation》。英译本的翻译者是人类学教授，在美国的拉丁语学校学过两年法语，对存在主义没有任何了解，于是涉及到这方面的定义存在很多翻译谬误，而且擅自做过一些删改。但由于版权保护的原因，新译本一直不能出来。我国流行的中国书籍出版社的版本也是由1953年版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那基本就是double lost了。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拿到了《第二性》的法译中版权，由曾经参与编译《法国文学史》的社会科学院专家郑克鲁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