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安娜把爱情作为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

安娜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俄国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上发生剧变的时代，正如小说中描写的贵族庄园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结果，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阶级关系，那些名门望族不得不向出身低贱的商人低价拍卖田产，或者转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商人、银行家、企业主发展的势力咄咄逼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显赫，俨然成为“新生活的主人”。资本主义给俄国社会带来的历史变革，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方面，正如吉提的母亲发现，“近来世风日变，母亲的责任更难了”。她所看到的变化世风，是年轻一代要摆脱压抑、窒息人性的陈规旧俗，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少女们组织社团、聆听演讲，和男人们随意交谈，在街上独立驱车奔驰，遇到客人不再行屈膝礼了，“而且，最主要的，她们都坚定地相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由的事，并不关她们父母的事”。连守旧的老一代都说：“哎哟，现在是抛弃一切旧习惯的时候了。结婚的是青年人，并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我们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去做吧。”不难看出，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陈旧落后的封建习俗已成为人们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羁绊。

安娜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试图挣脱封建婚姻的镣铐，争得享受生活、享受爱情的权利，她喊出了“我是一个活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心声。但安娜是显赫的鲁立克王朝的后裔，作为一个贵妇人，深受贵族思想的熏陶，是接受贵族阶级的教育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了贵族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贵族社会的道德标准必然影响着她生活中的一举一动，由此使安娜一方面热烈追求自身的爱情，一方面又不自觉地尊奉着贵族的道德原则，从而使她人格分裂，她一方面恨卡列宁，咒骂他是“官僚机器”，八年来埋没了她的生气，窒息了她的生命，一面又对卡列宁怀着负罪感，称赞卡列宁“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圣人”，同情他的“痛苦处境”，觉得自己的行为越轨，责骂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她一面不能忍受卡列宁那冷酷的生活，却又发自内心地把这种生活与正义道德合法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置于被告席上；她一面爱着伏伦斯基，一面又将其看作是诱使自己堕落的罪人，将自己在生活中承受的痛苦归罪于他；她一面认为自己比别的贵妇人光明磊落，一面又自责自己是“坏女人”。因此，安娜一方面需要爱情，大胆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信奉贵族社会的道德准则，这造成安娜的大胆反抗行为，不仅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同时也得不到她自己的认可，她灵魂深处这两方面的内在矛盾至死都在折磨着她。

拜伦曾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整个的存在”，拜伦的这句名言，可说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男女两性对爱情的不同心态。安娜的悲剧从她自身来看，就是她在追求爱情，追求自我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爱情，把她的爱情看作是她的“生命整个的存在”；而伏伦斯基则把他的爱情看作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安娜饱受在无爱的环境中生活的痛苦，所以一旦遇到所爱，就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但是安娜的可悲之处在于，她没有将爱情视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爱情与生活等同起来。在追求爱情幸福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整个生命都献给爱情，把爱情看作是“生命的整个存在”，看成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安娜一再声名“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这就意味着她将爱情和美好生活等同起来，把追求爱情当作生活的全部意义，认为追求爱情就是探索美好的生活，因而使得她的生活除了爱情之外别无他求。为了爱情她离开了家庭，抛弃了丈夫，丢下了珍爱的儿子，背叛了上流社会，可以说，她牺牲了她所能牺牲的一切。现在伏伦斯基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如果再失去伏伦斯基的话，那么她将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因此，可以说，她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他身上，而这一次把安娜向悲剧的深渊中推了一把。安娜追求的爱情，是以真爱为基础的新的男女关系，在她眼里爱情就是生命本身，是她生命的全部。“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这就是她的全部生命。在得到伏伦斯基的爱情后，她的全部的生活内容便是爱情，为了爱情，她甚至一度忘记了儿子。来自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她可以以极大的耐力去忍受，对儿子的爱和思念也可暂放在一边，内心的痛苦、矛盾不断地折磨她，而她都可以用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诚去抵挡来自各方的压力。爱情成了她生活的唯一希望，安娜既已成了抛夫弃子的叛逆者，落入世俗谩骂、攻击的海水中，她的爱情就是那救命的稻草，本就无法救命，而安娜偏执着于它，一门心思地依靠它，结果只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