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族内阁的解散时间

1906年7月考政大臣回国，以日本为模式奏请仿行宪政，一度颇为清廷重视，屡受召见。端方尤因与李莲英“契合”，居然得以随时进见且可长谈。反对立宪者气急败坏，为防“患”于未然，深得太后宠信的铁良公开出面干预，“端能随时进见，铁竟能随时阻止”，彼此“两不相下”。那拉氏命廷臣会议，守旧派代表纷纷发难，有的干脆提出，中国国民程度不高，连日本宪政也不宜仿行。只是握有实权的庆亲王、袁世凯赞同立宪，廷臣会议才得以议决奏请仿行宪政。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主持先行厘定官制时，反对立宪者再次以种种借口进行阻扰，赞同立宪者亦再次与之激烈论争。双方唇枪舌剑、强词夺理，搅得“初无成见”的“老佛爷”头昏脑涨、寝食不安，甚至连连叹息“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反对立宪者的意见，清廷虽不敢全盘接受（因完全反对立宪只有死路一条），但其“忠心”可嘉，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实为一种颇有势力的倾向，又不能不牵制赞成立宪者，并对清廷的决策产生相应影响。这次官制改革方案中关于仿照日本新设责任内阁的重要内容，即被清廷裁去，责任内阁遂成悬案。后来，专门考察了日本宪政的李家驹又受命主持仿照日本编制内阁官制，顽固守旧的御史胡思敬专折奏请清廷“未可偏信”，并要求严饬宪政编查馆大臣“不得援引日本法规扰乱大局”。由此可知，1911年清廷之所以首次挂出“责任内阁”的招牌后，又塞进皇族亲贵操纵阁政，与统治集团内部反对立宪者的牵制作用仍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