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同：残害自己人，也痛杀日本人，为何在面临行刑时放声大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将5月28日正式定为上海解放日，就在上海解放前16天，5月11日，政府以”叛国罪”等多项罪名，在上海闸北宋公园的正中央，对朱大同施以枪行。
拍摄照片的名叫哈里森·福尔曼，在照片里，朱大同被紧紧捆绑着，背后还有处决牌，然而他并不像往常我们看到的“犯人”那样萎靡不振神情沮丧，甚至都不显狼狈，而是坦然大笑，似乎下一刻要接受枪行的人并不是他自己。
当时在一旁的围观群众因为听信了国民党的证据，都认为朱大同是一个“汉奸”“叛徒”“卖国贼”，甚至还残忍的杀害了许多爱国人士，人们都认为朱大同是罪有应得，朱大同没有对这些证词做出任何辩解，而是不卑不亢的望着前方，突然仰首大笑，于是福尔曼就拍下了这一特殊画面。
1950年，朱大同被正式追封为烈士，然而为何之前声名狼藉的朱大同会在最后被追封成为烈士？这其中的缘由又是因为什么呢？
小学任教入党，却成中统特务
1907年，朱大同在安徽萧县一个名叫朱家村的小村庄里出生，这里的村民几乎都姓朱，所说不是太富裕，却也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朱大同自幼读书学习，却没有多大的学历，中学没有毕业，就在一所小学里面担任一名教员，同时也兼顾了训育主任这一职位。
1928年，朱大同在小学任教时加入中国***产党，并且在同一年转到另外一所小学任教，并且还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用来进行地下工作，在1931年，仅仅三年时间，朱大同便成功升职，被当时的中央政府任命成为徐州的特委巡视员，并且除此之外，朱大同还兼任了当时所在萧县的县委书记，有一定职位就会带来一定影响力，1932年，朱大同在萧县组织了一场暴动，然后却由于缺乏足够的计划和时间，从而导致组织失败，只能暂避风头。
在当时看来，朱大同是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的，这样的人很难想象到为叛变，然而却在1934年的1月，朱大同一改往常性格，竟然选择了叛变，并且成为了中统特务。
1936年，朱大同接到中统任命，担任当时所在徐州的特务室视察员，在此期间，朱大同还逮捕了当时在枣庄市以开设药铺的名义进行抗日工作的郭子化，而郭子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当时中***苏鲁豫皖区域的特委书记。
1939年，这个时候的朱大同已经在国民党里混的风生水起，不仅成为了徐州特务室的主任，同时成为了行动队队长，不仅秘密发展特务组织，甚至还给其他人培训反***思想，散户谣言以至于徐州民不聊生，人心惶惶。
1940年5月，朱大同的人生如同开了挂一样，再一次得到晋升，成为了萧县的县长，还被中统任命朱大同成为国民党在萧县的县党部代理书记长，朱大同在叛变国民党之后，可谓是一路加官晋爵，这样难免会有人盯上朱大同。
“叛国”成为汉奸，多次阻挡抗日
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朱大同由于指挥不力，在六月下旬被日军逮捕，原以为朱大同虽然投靠了国民党，却也不至于投靠日军，这两种选择还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选择的立场不同，而后者则是直接背叛了国家背叛了人民，然而难以意料的是，朱大同在被捕之后表示愿意与日军为伍，***同反***，并且还登记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声明后，朱大同被释放。
朱大同在投降日军之后，曾多次阻挡抗日行动，肆意杀害了不少***产党人士以及国民党人士，1949年4月5日，朱大同被国民党进行逮捕，并且在被捕后就立马押往上海，等待国民党的宣判。1949年5月11日，朱大同在闸北宋公园被枪杀。
1950年，上海以此举将朱大同定为烈士。在普遍历史记载中，朱大同在1934年叛变加入国民党，开始反***，并且在之后更是投靠日军，阻挡抗日进程，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叛国贼”，有着这样声名的朱大同，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追封为烈士呢？
原来在上海解放前不久，朱大同不仅积极策划了当地的武装起义，以此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甚至还曾公开发出声明，想要策反国军的将领，希望他们能够弃暗投明，选择正确的道路，却因此举被国民党逮捕，最后牺牲时仍旧背着“叛国贼”的罪名。
然而朱大同仅凭1949年的这场起义就能让所有人忘记之前所做的一切，这显然是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得到历史正名
历史的正名虽然会来的晚一点，但永远不会缺席，原来表面叛变的朱大同其实一直都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他在参加国民党后，曾逮捕过当时的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但并没有对其进行严刑酷打，而是在不久将其有意无意的释放。
针对之前所说的朱大同为日军做事成为“叛国贼”一事，侯兴胜对此进行了另一方面的陈述，侯兴胜是朱大同的警卫员，跟随朱大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他的陈述里，他与朱大同是因为被人出卖走漏风声而一同被日军困在一个红薯窑里，当时一起被困在里面的，不仅有不少受伤的村民，还有几名学生，朱大同为了能够避免更大的伤亡，主动走出去投降，从而给其他人换来逃脱的机会，被抓的朱大同面对日军的各种严刑逼供、软硬兼施，他都没有选择低头，最后被关在牢里，还是侯兴胜带着其他人一起实施营救，最后才能成功逃脱。
在朱大同“叛国”这件事情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并且皆有不同的人为其作证，但两者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可信度高一些，也是追认烈士的一部分原因。
身份确认，追认为烈士
朱大同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多少还是存在点质疑的声音，但是在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一本英名册里记载的名单上，朱大同被明明确确写上了“中***地下工作者”这几个字。不仅如此，在1999年，距离朱大同去世后的第50年，有一本仅刊印了1000册的图书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朱大同的身份。在《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这篇图书中，当时身处不同位置的史永、许闻天、邓昊明等都为其提供了证明资料。
据书中记载，朱大同曾在1941年担任了当时苏北挺进第七纵队的司令，朱大同底下的士兵一***有2000余人，在短时间内总***与日军交战次数达到44次，在双方交战的过程中，第七纵队***击毙敌军574人，俘获敌军136人。
1949年，朱大同相当于顶着“汉奸”“叛国”的罪名死去，1950年，距离朱大同牺牲仅一年左右，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烈士，而后的1981年，距离朱大同牺牲32年之后，再度被民政部认定为烈士。1950年可能会有信息不准确导致有些人对朱大同的烈士身份有些质疑，但是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追认为烈士，就不存在信息不准确。
两次追认烈士对于牺牲的朱大同来一说，就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认可，他的付出在这个时候有了回报，然而朱大同却没能活着享受殊荣。
结语
朱大同牺牲后的16天后上海成功解放，五个月后新中国成立，朱大同最后的笑容里，包含着千言万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地下工作者的性质就决定着他们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都需要深入到敌人的内部，借此传递情报，每天都是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迎接他们的，只有严刑拷打和死亡，这是地下工作者的悲哀，同时也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然而往来至今，我国在那段时间里牺牲的烈士又何止朱大同一人，朱大同是他们的缩影，但不是全部，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新中国的一线生机，同时也换来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这盛世，也终究如他们所愿。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