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二的学术评论

有效叙事:世界重获魅力

李敬泽

田二是个会讲故事的人。田二戴着口罩。他讲故事,但他的故事从来不指向自己。看来他不是写作中心,也不是“作者”。世界上流传着说不完的故事。而这个人,他是一个故事载体——他捕捉并恰当地讲述他遇到的任何故事。好像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生命,都会在无数次的复述中成长。田二只是叙述者之一。田二的小说是田二写的,但好像也是十几个叫田二的人写的。

《衣服碗》里,一个大学生回乡当了村长和道士,里面有沈从文对中国的乡愁。但郑子善的自白,如果是一个知识分子写的,会打破个人叙事和官方法律叙事之间的反讽;《田姓树》寓言式地描绘了县城和乡村的风俗画,几乎是巴尔扎克式的社会调查;《摇椅上的男人》和《狩猎》就像卡夫卡的噩梦。在某些批评家手里,《狗日的狗》和《远方的信》一定是关于“底层”和“道德”的见证;《重叠的影像》和《一个用灯装饰的人》因其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而受到期刊编辑的极大赞赏,后者因其明显的慷慨和得体而获得鲁迅文学奖...迄今为止,田二很难界定和把握,作品中各种利益和路径混杂。这种浮躁很容易。我知道,那我就应该劝田二把脸说清楚,要有个性——这里所谓的“个性”几乎等于题材和对特定题材的特定观点,所以有个性的田二应该写警察或底层,苦难或道德等...

这个“性格”对田二来说并不难,他太聪明了。他内心有只狐狸在飞,这只狐狸可能也动心了——田二的多变,有一部分是出于对文学趣味走向的观望和试探。他不是一个固执的叙述者。他对观众的反应有迅速的预感和判断。他总是准备好表演另一个魔术来赢得掌声。

但是狐狸有另一种天性,他好奇,思维活跃,缺乏耐心。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同一条路上,也不可能把自己固定在某个角度、某个角度甚至某个语气上。狐狸变魔术不仅是为了取悦人,也是因为他自己喜欢。

——这种气质是田儿区别于这个时代大多数作家的特殊天赋。在这个时代的文学氛围里,小说家越来越像是搬到了另一个地方的小农。他们不仅在经验上,而且在世界观上描绘了一幅坚定的图画。而田二,主要是出于思考,却出于天性,成了一个无家可归,没有归属的流浪汉。

流浪汉和狐狸也不是没有世界观。在田二的小说中,不同的主题、经历、吟咏之间,有一种眼光——不是一种观点,也不是一种视角,而是一种复杂而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本能的但逐渐发展成型的兴趣。这不仅体现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上,也体现在整个小说世界的构图原则上。

所谓“整个小说世界”,对于田二来说,指的是“一个人用灯光装饰”,确实具有象征意义。天二的世界在这里已经初具规模,获得了一些完整性——它的地理,气候,风俗,政治,它的戏剧,它的神。

地点:一座名为“钢城”的城市。除非对作者进行传记研究,否则我们无法将这个地方与文本中的地图对应起来。我在讲衣服碗的时候,轻率地断言田二有沈从文的情怀,但即使沈从文是他的重要来源,他显然没有沈从文的地缘战略。田二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意图,或者说,他的根据地不需要借一般的地图。田二占据和建造的是一座书写的城市,在城乡之间,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内敛而孤独。城外是一片荒野,离北京上海之类的地方无限遥远,几乎没有交流。这个城市的夜很长,城市里到处都是混乱狭窄的街道。白天,这座城市压抑而阴郁,仿佛在黑暗中回忆着自己疯狂的噩梦。

这座城市在《一个人用灯光装饰》里,在《重影》里,在田二最近的小说《环线汽车》里,都有一种神秘的磁力。它吸引人,逃不掉。在《一个人装饰一盏灯笼》中,即将离开的副导演突然死亡:因为他的罪恶,因为他企图逃跑;在《重叠影像》中,警察最后面临是否离开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即使他离开了,他还是会去这个地方;在《摇椅上的男人》中,一个男人被囚禁在这里,看着所有的噩梦重演。在这个跑不出去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在互相追逐:追逐是天二的城市里每天都在上演的盛大运动会。人在追,人在逃,人成了猎人和猎物:有时候人不知道自己是在追还是在逃,追的人也是被追捕的对象(打猎,重影,远方来信,狗日的他妈的)。谁也不能去和离开,这是这个世界的口头禅。田二偷偷封城,闹成了“故事”。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故事的命运是最耐人寻味的。小说里讲故事和不讲故事,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丑闻。到现在,他的小说里很少有作家不讲故事,也很少有作家敢抗拒故事,除了不了解世界的年轻人。故事的权威性几乎就是市场的力量。作家对故事的转换实际上是由于对想象中的读者的屈服。不管这个“读者”被冠以什么名字,他本质上都被假定为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一个被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世界观所限制的人,一个对任何异端都有着本能的怀疑和愤怒的人。他的阅读是为了确认他的知识,所以他是对的。

——这几乎是西方意义上谨慎而平庸的中产阶级读者。他不仅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产物,也是小说家设想变成现实的结果:他被构造和塑造。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灵魂被偷走了,叙述者的个性和力量只与语调和修辞有关,只与他可疑的知识——经验的表面延伸和表面差异有关。

然而,故事的真正精神不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和观众之间的基本共识是,一些事情确实发生了,超出了遍布我们经验的“不可能”的藩篱。因为这种超越,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极限,世界上依然存在奇迹——也就是说,人的内心和行动中依然存在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事的叙述类似于宗教和神话。它表达自己,它必须有能力把自己封闭起来。

田二在这个意义上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角色被困在他的城市里。他们在一个寂静而旋转的巴别塔里,注定追逐而无话可说。

当然,我们都知道,天儿城外有一个喧嚣的世界,一个电视、手机、网络的世界,一个饶舌的无限世界,但这个城市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它的居民往往有语言障碍,《一个人用灯光装饰》里有一个哑巴;在重叠图像中,被追求者(也是追求者)是一个舌尖被咬掉的人。这部小说以频繁出现的幼稚而狂躁的口号和画面开始——难以表达意思是这个城市的根本问题,人们无法说话,要么是因为说不出口,要么是因为听不到。在几乎所有田二的小说里,都有一种深深的焦虑:谁来听我说话,我能说什么?

所以,城市本质上是寂静的,无声的,拥挤的——充满了人的动作,表情,肢体。田二的小说很真实,但虚拟的真实围绕着无声的奔跑和呼吸。

——这是天儿城里一个内心不变的景象。很难说人们是在逃避这种沉默,还是在走向这种沉默,小说的恐怖、悲伤、喜剧、喧嚣都是从这里透露出来的。

那么这种沉默是什么?我很想从田二的小说中抽象出一些看似普遍的玄学命题或者玄学废话,然后从中论证田二的“深刻”。80年代以来,文学试图深刻,就会陷入文学之外的形而上学陷阱。这种离奇的事情就好比一个人必须在别人的房梁上挂一根吊绳。只有少数作家——恰好是一般意义上最聒噪、最健谈的作家,比如王朔、王小波、刘震云等。——我们能看到让批评家、哲学家和一切意识形态之神气馁的沉默吗?以上三位作家都很有名,但评论家很少谈论他们,这并非偶然。

说来话长,所以我们暂时停止吧。我忍住了做一个沉默的翻译的冲动。我承认我必须保持沉默。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试图让他同时代的读者或听众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是“深刻的”。而我的兴趣就在于,这样一个寂静的城市,是如何变成“故事”和“小说”的。

因为有一个神在这个城市游荡:它存在于草蛇的灰线中,在人们期待它、密切关注它的时候,存在于绝对必然性的对立面——绝对偶然性。

《一个人装饰一盏灯笼》《重影》《圈线》里无处不在的巧合,所有毫无关系的人,最后都被编织成一张精准的网。当然,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把戏。千百年来,人类都在说服自己,如果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另一个人,终有一天会面对面,只有伟大而不幸的唐吉诃德的寻找会不了了之,从而他对人类的怪癖产生了深刻的质疑:我相信有一个指导人类活动的书面剧本,在这个剧本中,所有的细节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意义生成的环节。挂在枪上的枪必然会响,因为枪落入一个剪辑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奴隶,或者换句话说,有一个神坐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意外,任何东西都逃不过他的规划和设计。

中国的小说都是从属于这个神的。无论以什么名义出现,他都远比小说和作者更宏大更权威。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还体现在对小说的预设判断上:小说必须有一个前提,一个高于经验、高于想象、高于人的柏拉图式的图景,一定的“完整性”。小说家应该确认这个画面,并从中获得写作的正当性。尽管中国的小说家很少有人对“整体性”有真诚的信心,但他们的小说结构和他们对人和世界的想象仍然导致了一个自我安慰的“上帝”。

田二的小说里也有“神”,任何一个小说家都避免不了与各种“神”对话。然而,一些小说家的兴趣和激情并不是寻找上帝或证明上帝的不同面孔,而是寻找一个与任何上帝相对的叛逆和活跃的上帝。

——田二就是这样的通灵道士。在短篇小说《氮肥厂》中,他所召唤的神出现了。这部小说很难批评,也很难翻译。这是一场“事故”,人们震惊地抬头看着它爆炸的强光。在这部小说中,人类的必要性-社会生活的审美,道德和生理运行。那个气柜是所有“必需品”的象征。它是一台机器,按照它的逻辑默默运转。但是谁能想象呢?一对没有福气的男女,两个不可避免的囚徒在机器上做爱。疯狂的行动导致机器故障,他们华丽而愉快地被发射到天空...

在必然性失效的时候,偶然拯救场景是小说的惯用手法。但在天儿这里,逻辑颠倒,偶然性战胜必然性。混乱的世界已经占据了有序的世界,一个小小的偶然精神从裂缝中跳了出来。它任性,大胆,有着惊扰苍天的疯狂生命力。这是一个深刻的比喻。没必要问它能不能跳出来,信不信就行。小说家面对的不是某种建构的必然性,而是

因此,偶然的上帝就是人本身。田二对巧合的迷恋,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戏剧天赋,更是因为他对人的信仰。在他的城市里,人们拒绝评判自己,他们在他的热情、欲望、古怪、软弱、偏执的鼓励下,穿过缝隙。他们行动了,鲁莽地行动了,哭了,笑了,死了。他们是内心混乱的人,小说是他们在这个混乱的城市里创造的奇迹:混乱只是在巧合和意外中达到精确的形式。

是的,虽然我在《天二》中强调了城市的阴郁特征,但天二并不是为了阴郁而写的。他写信想在黑暗中找到一盏灯。在《一个人装饰一盏灯笼》中,老警察熟知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个冬夜,老黄突然感到身体有一种衰老感和疲劳感。他在寒风中使劲抽烟,火烧得很快。这一刻,老黄开始对这个案子失去信心。像他这样的老警察很少如此气馁。他看了一会儿不远处挂着灯笼的房子,然后眼睛往上爬,戳向天空。一些略带白色的光在黑暗中无声地游荡,让老黄脑子里的“时间”这个概念具体化了,一下子有了雏形。一瞬间,案子还在我脑子里。老黄知道,悬案其实不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源于人们的美好愿望。当然,这有点像英语中的一般将来时——现在不能破,以后也不一定能破。但是老黄在这一行干的太久了。他知道把责任推给时间其实是很圆滑的。什么都不说,就什么都不说。因为时间是无限的。时间会无限延续下去。

尽管如此,老黄还是站着看着一盏灯亮了起来,这是意外,也是这种情况下的小奇迹。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号召力,不仅仅是因为秩序的胜利,更是因为它肯定了人,肯定了隐藏在人里面的神。

-世界又恢复了魅力。是的,世界已经祛魅,“神”的魅力已经散去。但田二认为,故事并没有结束,人类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就中国的小说而言,可能是真的。“上帝”走后,是一片很大的寂静,在这寂静中,人们固执地想象着奇迹。

但首先要意识到“神”的缺席和“沉默”的存在,然后才能有效的诉说。在他的最佳状态下,田二是一个有效的叙述者,而任何有效的叙述者都是没有个性的——一个女巫必须戴着面具,一个乡村之上的道士必须是通灵而受欢迎的人,田二有一种本能的受欢迎——同时,他很可能从“低级小说”和低俗电影中受益匪浅,这也使他有可能与“知识”和浮词所覆盖的世界划清界限,他从中有所收获。

2008年2月13日凌晨

(本文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先生为田二中篇小说《一个人装点一盏灯笼》所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