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门的考古发掘

无情的历史岁月带走了昔日的盛景，只留下后人立起的碑石。战火烧毁了明德门的雄伟壮阔，却烧不断古城传承历史的文脉。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明德门遗址的那次考古调查，让整个明德门的轮廓因此渐渐厘清，在当年的发掘简报上，考古队用“其规模相当宏伟，像这样一门五洞的庞大城门，在过去发掘中尚无先例！”佐证了明德门在唐长安城的特殊地位，而同属外郭南城门，明德门西边的安化门及东边的启夏门都只有三门洞而已。

据考古发掘推测，明德门五个门道的建筑形式基本相同，门道进深18.5米，各门道之间夯土隔墙厚近3米，而门道两侧都有排柱，构成两壁立排柱的木构“过梁式”建筑，显示了其与大明宫玄武门和重玄门统一的建筑风格。

根据对东边一个门道的发掘分析，考古队推测隋代开皇二年建大兴城时所建的明德门在唐永徽五年之前，其城门楼已遭遇一次火烧劫难被毁，唐永徽五年重修各城门时，明德门成为重修重点之一，重新建起门道的木构和城门楼观，至于门道两壁和城门墩则仍是利用隋代建门时的门墩修建的。

而据考证，明德门最终从世人眼前消失，同样因为再遭火烧后被废弃——这不仅与大明宫各门址和宫殿所遇相同，在废弃时间上，它们也似乎相去不远：根据当年的发掘报告，门址所堆积的砖瓦遗物皆为唐代，据此推测，明德门的烧毁废弃很可能是在唐末朱全忠劫持唐昭宗李晔至东都洛阳的前后。

关于明德门的复原图，目前最被公认的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我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结果，以及初唐建筑特点画出的——五门道同宽同高，各由十五对直立的排柱和十五道木梁架构成梯形城门道顶。门楼数为东西十一间，南北三间，城门外并有门外廊。另一个则为我国建筑考古学的创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鸿勋先生根据遗迹线索，同时取材于敦煌壁画中最高等级城门形象，绘出的“主殿+两侧挟屋”的城观形制。

但如果因此判断明德门只有雄阔那就错了——发掘出的大量砖、瓦、石灰、木灰、石础与绘有红彩的粉面彩皮砖块,刻有流畅的卷草花纹的石门槛等遗物中，证实了昔日明德门在宏伟壮观之外，同样不乏细腻精致。

有趣的是，唐长安城的交通制度，从明德门发掘时的门址痕迹也可窥见一斑——在五个门道中，只有东西两个门道有车辙，不少车辙是从中间三个门道的前面绕至两端门道通行的，可见当时中间三门是不准行车的。而从车辙绕门而行的方向，还可看出当时“凡宫殿及城门，皆左入，右出”的“交通规则”。据此，明德门的五个门道，两端二门为车马出入通行，其次二门是行人出入，至于当中一门，是专供皇帝通行的御道。因此，唯有这个门道内的石门槛极其精致，上面刻有流畅的卷草花纹，线雕鸳鸯，顶面还有浮雕的卧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