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的《历物》十事”和“合同异”论是什么？

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0年）即惠子，名家，著名辩者。战国中期宋国人。曾当过魏国宰相，并为魏王制订法律，主张“去尊”、“泛爱万物”和不使用暴力，是战国时期“合纵政策”的实际组织者，即联齐、楚抗秦，促成魏、齐互尊为王。他博学善辩，与庄子为友。《庄子·天下》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当时南方有位怪人名叫黄缭，问他天为何不会塌下来，地为何不会陷下去，风雨雷霆（tíng）又为何故。惠施几乎不思而答，并且对于各种事物都作了说明。但其著作、言论，均已散失，而且语言费解，不知所云。目前只有一些片断，散见于《庄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各书之中，其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庄子·天下》篇内的《历物》“十事”上。主要论题是“合同异”，是名家之“合派”。

惠施的《历物》“十事”中很有辩证因素。“十事”，就是十个命题：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命题（1）是讲物质的不同层次，不沦“大一”或“小一”都属于一，这种基本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是物质。其中的“至大无外”，说的是整个宇宙。宇宙是“大一”，最大的东西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所以“至大无外”，但没有比它再大的了。这导致宇宙有限论，是形而上学的。“至小无内”，说的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小质点。宇宙可分是对的，但分到最小质点为“小一”不能再分了，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古代的惠施能提出对立的“大一”和“小一”作为十个命题的基本观点是有辩证性的。我们联系到命题（5）就说明了“大一”与“小一”的辩证关系。

何谓“小同异”呢？他认为：各种物体都由“小一”构成，这是它们的同；但构成它们的“小一”的成分不同，这是它们的异。它们之间的同异与整个宇宙的同异相比，只是小同异。例如，人们的手指，都有指纹，这是小同；但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指纹，这是小异。这是讲小范围内或局部范围内的同和异，即类和种之间同和异的问题。又比如牛和猴都是动物一类，这叫大同；而牛的种属中有黄牛、水牛等等，它们又构成一种更小范围的同一，这就是小同，但它们都是局部、小范围的同异问题，故称“小同异”。

那么何谓“大同异”呢？由于宇宙万物都是由“小一”构成，这是毕同；而构成他们的成分又各别，这是毕异。这至大宇宙的毕同毕异与具体的小同异相比，则是大同异了。这是从整体上考察万物的同异问题，故称“大同异”。这种关于物体、宇宙既大同异，又小同异，世界既统一，又多样的观点是十分可取的。

同样，命题（4）（6）（7）（9）反映事物运动的变动性、连续性、相对性和转化的辩证法。惠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事物运动中包含着矛盾，认为太阳刚升到正中，由于运动是连续的，所以马上就西斜了。而生物刚出生，随即就死亡，这已初步猜测到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不断变化流转；生命本身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什么。原来认为南方无穷，但南方还有海。但相对于陆地来说，也可以说到了南方的尽头，故日“南方无穷而有穷。”甚至天下的中央也是变化的，它可扩大到燕（北方）之北、越（南方）之南。这样“中央”也是相对的、过渡的、可变的。惠施当时是针对《易传》中讲：“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的固定化、神秘化的政治倾向而说的。当然，今与昔也是相对的、转化的。今日去越国，一到达就转化成昔日。所以相对于今日，昨是昔；相对于明日，今则转化为明日的昔。这些都具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说明惠施看出了实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的、可变的。

命题（8）“连环可解”，反映了惠施对世界可知、问题可解的思想，反对绝对不解之说。惠施认为连环是人工做成，可做必可解。当时秦昭王的使者送一玉连环给齐威王，并要齐国智者解这个玉连环，齐威王一锤子打碎了连环，并对使臣说：这不是解了吗？惠施据此认为不可解与可解也是相对的。

从上述命题中，可以看出惠施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事物同异的相对性，其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如果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就会走向相对主义的诡辩，惠施的历史教训也就在此。

所谓“合同异”，就是把相同性质和不同性质的事物，都抽象地统一起来，取消差别，“合异为同”，如同庄子的“齐物论”一样，把相对的“同”绝对化了，否定了事物的异。就空间来说，相对于宇宙的“大一”而言，大的也是小的，远的也是近的；因此就相对性而言，大小、远近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样，天地、山泽、燕越、方圆等，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时间来说，相对于“大一”而言，都是短暂的；而相对于“小一”而言，却都是悠久的。因此“日方中方睨”，人“方生方死”，也就无所谓今昔之别、长短之异了。总之，无论就空间与时间而言，宇宙都一样，“大一”与“小一”都归于绝对的单一，都“合异为同”。这种“合同异”的最后归宿就是命题（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就是说，既然万物是“合同异”，无同异之别，那么就应该普遍地爱万物；既然天地之间是一个整体，我自己也就同天地混为一体了。这是取消了自身与天地的差别的诡辩。

惠施当时“以善辩为名”，和他辩论的人逐日增多，他也就成了典型的大清谈家。他虽然当过宰相，但不务正业，一切“合异为同”，不了了之。辩论起来却喋喋不休。他们乐于清谈“卵有毛”、“马有卵”、“丁子有尾”、“白狗黑”、“奉有须”等等。他们的诡辩在于说：鸡蛋本无毛，但可以生出有毛的小鸡；女人没有胡子，但可以生出有胡子的男人，如此类推，达到否从事物的间断性、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陷入相对主义。我们说，辩证法是讲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对又绝对，在相对中有绝对，在绝对中有相对。惠施夸大事物之异的相对性，否认事物差别的绝对性，这样就使相对论导致成相对主义的诡辩论。

这启发我们区别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实质，找到两者在认识论上的根源。尽管惠施是个善于诡辩的名家，然而他很重视逻辑上的同异概念，也很重视对外物的观察，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这点上他与庄子是有区别的。所以，他的好友庄子也批评他说：“弱于德，强于物。”（《庄子·天下》）也就是说，轻视德行的修养，却努力追逐外物。这样，他就好像一只蚊子、一只牛虻那样费力，好像用形体来和影子竞走，实在可悲！因为在庄子看来，勿需观察外物，只要得“道”就能“齐万物”，“齐物我”。从这个唯心论者的谴责中，也可略知惠施在研究外物的同异关系上，对中国古代逻辑和思辨发展的作用。当然，他的诡辩，后来也遇到过唯物论者荀子的驳斥。不过，他的相对主义的诡辩，对当时“名实相怨”的社会政治来说，客观上也打击了奴隶制等级关系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的“名”，批判了“天位”固定在“中”和“中央”的神秘化的倾向，为新兴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实”的建立制造了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