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钓鱼岛现状的历史原因

中国关于钓鱼岛最早的记录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山海经》。根据现存下来的《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列姑射，在海河洲中”。近现代学者比对分析，书中记载的所谓“列姑射”，其实就是现在的钓鱼岛。《山海经·海内北经》对钓鱼岛进行了详尽描述：“姑射国在海中，属燕，列姑射西南，山环之。”直至今日，我们对钓鱼岛进行全面考察时发现，此书中对钓鱼岛“列姑射西南，山环之”的描述，与现今并无偏差，钓鱼岛各岛在海面上的形状，确实以众山环抱之势存在。书中对钓鱼岛为什么离中土较远，又有环山怀抱也作出了解释，据推测该地为大禹当年与神仙“论道”之地，当时岛上可能有固定居民（寻仙者）生活。如果说《山海经》中记载的所谓“谈仙论道”之说不可理解的话，那么距今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志》中，吴主孙权征服夷州之事确是正史。据该书中的吴书记载，孙权为了探索《山海经》所记载的仙人出没之处，寻找当年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仙的踪迹，曾派出大将“带甲十万”向东航行。这次远征意义重大，一是首次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正式划归中国管辖，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大规模出海宣誓主权，从此以后，东海、南海诸岛（包括今日之平潭县所在地海坛岛[1]）尽为中国所有。但是，本次远征损失巨大，出征的十万人回来后仅存数千人，一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出海远征暂告一段落。隋炀帝时正式得名“高华屿”。到了隋代，我国开始正式给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山海经》记载的各个岛屿正式更名或命名，当时，钓鱼岛得名为“高华屿”。大业年间，隋炀帝派使臣朱宽召琉球国归顺，琉球不从，隋代羽骑尉朱宽“取其布甲而还”。炀帝大怒，于次年派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等水兵万余人攻灭琉球，行军途中便记载下经过钓鱼岛等岛屿。两年之后，琉球战败，被俘有一万七千人，琉球从此以后开始臣服，直至甲午战争被日所灭。隋炀帝为纪念出征，将大军所路过的岛屿更名为“高华屿”。此时的这个“高华屿”不仅包括钓鱼岛，而且还包含大军途经路过的数个岛屿，可以说是“高华列岛”。据后来南宋时代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一书记载，自唐代起，从泉州向东出海，“舟行三日”可到澎湖、台湾以及现今钓鱼岛所在岛屿位置。可见，我国在唐代以后就将《山海经》所记载的“列姑射”岛明文列入政府管辖之中。这与上述的笔者家乡海坛岛几乎同时进入中国版图。《隋书》书中提供了隋炀帝时期的航线，提到了航线上具有很高商贸交流价值的节点：高华屿。高华屿一般被认为即钓鱼岛，2012年国家海洋局和民政部公布的钓鱼岛362m最高峰的命名正是高华峰，应与此有关，但未明言。道理很简单，学术上高华屿的地望根本_有形成确证，钓鱼岛本身与文献记载亦有些出入，不但是高华屿，琉球亦未形成确证，众说纷纭。出自明嘉靖年的《筹海图编》一书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福建海域的海防范围内。书里记载的“钓鱼屿”，就在福建省的第七图。从明代开始，钓鱼岛名称开始确定下来，该岛因成为中国大陆与琉球交通的必经之路而成为明代古籍重点记录对象。据《明史》记载，朱元璋为册封琉球国国王而遣使入海，在日后长达数百年的时光中，琉球使者和中国朝廷册封使往来大陆的必经之路就是这个“钓鱼屿”。1403年明代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原本被保留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中，该书是记载中国元明两朝航海的指南。在该书中重点提到，“钓鱼屿”是大陆通向琉球的必经之路，有着地标性的作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出使琉球国，该团由琉球使团陪行。归国后的当年，陈侃为向皇上说明旅途见闻而撰写了《使琉球录》（1534年）一书，书中记载了途经钓鱼岛的情形：“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