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产量的决定因素有?

在数据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存在耕地撂荒现象。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外流，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再依附在土地上获取微薄的收入，而是选择进城或进厂务工。613899部队(儿童、妇女和老人)驻守的中国农村和农业，由于劳动力投入递减，是否会影响粮食产量呢？我决定研究这个问题，即：劳动力外流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这个研究将是一个持续研究，将分阶段步步深入。第一个阶段，我的思路是研究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我和我的研究生张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写成论文《技术进步、要素投入与粮食产量：中国案例与解释（1978-2010）》。

本研究基于C-D生产函数，应用我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不考虑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核心因素是土地投入和技术进步，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要保证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就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强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应用。可以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外流，但农业资本投入必须显著提高。具体来说：

（一）1978-2010年间，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最重要变量，是导致粮食产量变化的重要原因，这和周小萍、卢艳霞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粮食播种面积是由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和复种指数的乘积表示的。在农业科技取得重大突破前，以及温度、光照等气候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耕地的复种指数在较长时期内是稳定和有上限的。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播种面积年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39,也说明了耕地面积是影响粮食播种面积的最主要变量和约束因素。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面积不减少是首要的基本措施。因此，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1978-2010年间，以化肥为代表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显著变量，对粮食增产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和杨剑波等学者的研究一致。秦立建等指出，土地细碎化减少了农户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从而抑制了本应生产出来的粮食产量。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确土地产权，建立土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为农业技术的充分发挥提供条件。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科技兴农的力度，加强基础性农业研究，加大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要加强对基层农业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农业专业大学生的扶持和支持力度，让农业科技真正走进田间地头，逐步改变传统的粮食种植和生产方式。

（三）就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解释变量“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显著，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对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不大。这和温铁军、宋学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这表明，1978-2010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依旧存在着“过密化”和“内卷化”现象。从而农民外出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活动对家庭农业生产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外流并没有导致我国粮食产出显著降低。正如程名望等指出，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依旧偏高,农业就业比重曲线还处在一种下降状态,尚没有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陷阱”的稳定值。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的前提下，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还存在着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各级政府应为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创造条件，消除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使我国的粮食生产由“劳动投入型”转化为“技术投入型”。

（四）就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代表农业资本投入的3个解释变量“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农业大型机械的总马力”、“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均不显著。这表明，1978-2010年间，农业资本投入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不大，不是我国粮食稳定增产的核心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依旧明显，使得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例如：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太低（1978-2010年间，多数年份该比例在9%以下）；大量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或废弃，使得农业有效灌溉难以为继等。[21]同时，1978-2010年间，虽然我国农业大型机械的总马力有所增加，但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农户农业大型机械投入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因此，这三个解释变量的不显著，表示我国农业投资的不足和缺位，使得农业投资没有成为1978-2010年间我国粮食稳定增产的核心影响因素。

总的来看，基于生产函数视角，不考虑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1978-2010年间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核心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土地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要保证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首先就是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其次是强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应用。另一方面，可以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外流，但农业资本投入必须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