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脑矿？

”。“脑矿”一词是晏阳初的一个大发现，也是一大创造。它比什么“金矿”、“银矿”都重要。

1918年，晏阳初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第二天，他就应募以教育秘书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在那里的20多万华工服务，当翻译。那时战争快结束了，华工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但是他们不识字，不会写算，要通信就由晏阳初代他们写。晏阳初目睹华工被美国、英国、法国的官兵瞧不起，称华工为“苦力”。就是这些“苦力”，在战场上很勇敢。挖战壕、救伤员，其中有几千人受到了表彰，表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定、沉着的献身精神，获得了如铁十字等各种勋。章他们并不“笨”，并不比外国人差，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已。晏阳初想起“人人皆以为尧舜”的道理，重视和尊重他们。他意识到应该把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也能象他一样写算和认识中国的文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征得在法勤工俭学的领神李石增的支持，为华工办起了“识字班”，亲自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经过三个多月每晚一小时的学习，其中有40多名华工学习较好，获得了识字班毕业证书。晏阳初曾收到法国战场上的一封来信，信中称晏阳初为“先生大人”，说：“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件事对晏阳初思想震动很大，使他认识到中国人并不笨，他们所缺乏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这20万华工代表了占四亿中国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苦大众，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过去一般士大夫阶层都认为，普通老百姓属于所谓“下等”阶层，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住在农村，他们没有“受教育的资格”，只能做工当“苦力”，他们“不可教”。但晏阳初在办华工识字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所谓的“苦力”，他们不在于苦力的“苦”，而在于“苦力”的潜在力，只要发掘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1985年9月，晏阳初在阔别40多年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在成都地区原乡村建设学院校友会欢迎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有一个发现，“即三四千年来所未发现的，我发现了‘苦力’的力。”他还说：在六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五十年前回到中国，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许多中国的象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活埋了。考古学家发现了‘北京人’，那是若干万年的死人，我们发现的是活人，是这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最大发现。”[1]他认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是“苦力”，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苦力”，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是苦力。发现这个“苦力”的“力”之后，对于晏阳初来说，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他说：“我当时发现了苦力的力，我从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国不发财，不升官，我找到了这个大矿。”并且一生要努力开发这个“人矿”、“脑矿”。

二、两大发明

晏阳初在为华工服务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矿藏“脑矿”之后，就立志要开发这个大矿，他说：“第二点便是发明。发明开人矿、脑矿。”

他的第一发明就是开脑矿的工作——“平民教育”。

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上回到祖国，看到各方面仍很落后，非常难受。他原在美国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特别关注。过去一般留学欧美日本的青年回国后不根据中国的情况，只知道照搬照抄别人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晏阳初认为，中国有句古训，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不固，则邦不宁。他认为，中国人必知中国，然后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回国后就积极进行社会调查，游历19个省，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状。1926年4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2]。

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他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晏阳初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有八千万学龄儿童，只有七百万就学，且大多是富家子第。此外还有一亿多青壮年，他们都已超过入学年龄，他们都不识学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十二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所施的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据此，晏阳初动员了一大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归国留学生支持和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如当时国务总理熊希龄及夫人朱其惠，社会改革家、中华教育改进社干事陶行知，中华职业教育社会长黄炎培，教育部前副部长袁希涛，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复兴运动领导人胡适，东南大学教授、著名白话文语言学家陈鹤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教授冯锐，耶鲁大学森林系和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系博士，曾和晏阳初在法为华工服务的傅葆琛等，与晏阳初一道，于1923年8月23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由朱其惠任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陶行知等任干事，负责具体部门工作。从此，中国平民教育终于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下称“平教会”）成立后，就立即根据中国平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编写教材。晏阳初、陶行知与陈鹤琴等人从中国常用汉字中选择最常用的1300个，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晚学习一课，为一小时，***96小时学完四册，就能看书读报了。他们在编写教材时，注意到农民为生活而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学习，经济情况低下，没有钱买更多的书，他们就以白话文形式编写这套《平民千字课》，注意以“最短的时间，最小代价、获最大限量词汇”，将四册《平民千字课》在四个月内学完。普通未上过学校的平民学习了这套教材后，就基本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一，认识千余个基本汉字，二、输入这千余汉字所能代表的基本的知识，三、引起平民的读书兴趣。这三点中又以引起读书兴趣更为重要，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接受平民的“继续教育”。后来，晏阳初又根据实际情况编成《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在城市和部队中推行，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大发明是晏阳初发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它是在“平民继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和“平民教育”联锁进行、整体推进的理论。

1923年“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他们就选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他们把四十万定县农民分成若干档次进行识字教育。“平教会”当时的口号是“除文盲，作新民”。他们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进行平民的“继续教育”。晏阳初根据他所总结出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计划施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它的目标有三：其一是养成自读、自习、自教的能力；其二是灌输公民常识，培养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其三是实施生计教育，补助、指导、改善平民的生活。1926年，“平教会”从北京迁到定县，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又举家离开大城市，迁到定县，调查和实施“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对农民进行以扫盲为目的的“识字教育”。但识字教育只是给了平民以识字的工具，有了工具而不会应用也等于零。必须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1933年7月，晏阳初在山东邹平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定县乡村办平民教育，我们觉得仅教育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更进一步觉悟，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3]晏阳初及其同仁从1926年冬开始在定县进行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他们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离开大城市知识分子的象牙塔，钻进“平民”的泥巴墙，和他们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和他们对知识渴望的心理；搞农村普查工作，进行农村的社会调查、工业调查、农村人口调查，农村概况调查等。这些调查结合农民生活实际，材料可信。正如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附录三指出的那样：“定县的调查工作由于结合改善生活、办学治病、推广农技来进行，所以取得农民信任，调查对象愿意告诉真实情况，资料可靠。”[4]晏阳初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建设离不开教育。通过教育，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生、教育与文化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开拓了农村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新的思路，后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乡村改造和建设运动。1988年，晏阳初在谈到乡村改造十大信条时指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沂其历史，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战区的华工教育，后来演变为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成熟于定县实验时期。从五十年代起，以中国定县实验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乡村改造运动，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开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与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5]而乡村改造的目的，不只是使人们摆脱困境，增加生产。如果只是为生产而单纯地抓生产，不同时策划乡村的平民教育，不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与生产技能，不加强人们道德观念和社会认识方面的工作，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们的健康素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的措施，即使生产一时上去了，也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因为“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都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之间互相联系，满足了一个方面的需要，只是解决问题的某一方面，只是使各方面的发展需要都得满足时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