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的意义

第一， 在观念上，这是一本现实主义著作。一般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两者的基本差异来源于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无法发迹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即是人类行为的本质，其次则包括地理等因素。他们断言人性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的现实主义信徒都深信，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开窍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可以同时造福于全人类。现实主义者还认定，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不能适用于国际行为上。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即前者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而处于相似于国内有序政治结构和完全的无政论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上。因此，代表国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体现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它与文明社会内的个人行为准则根本不同。与此相反，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加以改进的，在理论上看，还可能变得至善至美。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性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实现永久和平。相对于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强调内部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流派。基辛格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书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评价任何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为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第二， 在方法上，这是一本传统学派的著作。随着战后行为主义计量分析学派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方法上分成了传统主义者和科学论者两大派。传统学派（又称“古典派”）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差异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界线无法截然分开，价值中立是很困难的。传统主义者崇奉的历史—政治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他们一般地单个事件感兴趣，力图对涉及该事件的所有变量进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细节的微妙之处，借此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感觉”。当然，传统主义者也经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处进行对照和比较；他们偶尔也运用定量数据来说明一个论点。以省去推论的麻烦。但是，他们根本反对无视被测量的数字（即事例）在质上的差别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