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爬求:明朝山西洪桐县移民前往安徽蚌埠固镇的具体资料。

蝗灾和靖难之役,民不聊生所以永乐皇帝就有了迁民之举.

具体资料如下: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 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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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