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目前，“大国崛起论”在中国有一定的声响，但响声并不大。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人心智的成熟、理性，至少比若干年前成熟了许多。想想“中国人可以说不！”硝烟阵阵时，那时可显幼稚了。 但当代中国人的成熟度还相当有限，普遍地还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可以说，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还相当浅显，容易被“学术权威”、“行政权威”和“道德权威”所误导。 “大国崛起论”某种意义上是“学术权威”们弄出的一个花头，通过中央媒体的敲边鼓，试图成为低开高走的显学和主流声音。我在此要咳嗽一声：仔细你们的声音。 中央媒体倒没有直接说中国要如何“雄起”，但派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团队，到世界各地考察、翻年历史黄卷，考证历史上的七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言下之意是，该轮到中国崛起一回了。 要以大国的姿态崛起，首先会面临一个旗帜的问题。历史上七大国的崛起，都曾有一个作为世界的征服者、启蒙者的角色。即使日本，也曾打着亚洲之领袖、亚洲之先觉者的旗号。如今的中国，如何铺上世界性的垫子、打出世界性的旗帜？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性问题，如果属实，那么，解决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为世界上其他更落后的国家，提供一面后发展国家后发制人的旗帜？！ 中国的崛起的主要目标，似乎不是启蒙世界、昭示未来，而是替世界解决一个局部的老大难题？！看来，只能如此了。尽管在上世纪末，有一帮学者鼓吹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恐怕难以靠谱。 其实，不管是不是拥有足够威武的大国姿态，中国的城市化，倒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要破解这个题目，恐怕目前我们动员的思维资源，还远远不够。仅仅几个城市问题专家发发言，并且大体形成“大都市圈”派和“小城镇”派，两派稍有争执。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连大框架都少有人讨论——没有动员国人讨论，没有多层次的讨论，没有多方位的讨论。专家治国，仅仅几个专家，大致分成两派，分别向总理献言，总理拈花微笑不语，城市化就自然而然了？大国就崛起了？ 莫怪我说得尖刻，我们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上，是有些不清不楚的。我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是废除力图找平衡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的生态如此脆弱，其交通成本如此高，大开发是有违世界城市化的一般经验的。中国的城市化应集中于沿海一带，中、西部的农村人口均应大规模向东南沿海城市迁移。西部城市仅作为若几个点状支撑一定量的经济、文化、信息交流即可，用不着“西部大开发”。西部的文化、民族冲突，应通过各民族大量人口迁往东南沿海、及至世界各宜居城市，并使坚持居住于西部的少量人口，随着整个社会进步而得到全面发展。 二是改革僵化、不利于城市化的土地政策。要在东南沿海大规模聚集人口，国家的土地政策却是全国各地均匀分配城市开发建设用地指标，以粮食危机、耕地恐慌，来掩饰其在中国城市化问题上的无所见解、手足无措。 三是充分考虑制造业发展和就业。城市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制造业发展、就业问题反而被易生泡沫的房地产业占了先。治房地产泡沫无方，而有关部门自打圆场，说是为了不过分使用行政手段、让市场完成它的应有功能。在这种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生死存亡的大事大非上，让本来就不那么健全的“房地产市场”去发挥所谓市场功能，乃又一种妇人之见也。治理房地产泡沫，要紧的是把房地产业当作制造业的一部分，建筑制造商制造房子，拿出来卖。政府如果要垄断土地，也不是不可以，但政府不能在土地上过分获取，而且要采取无限量供应土地的方式，我就不信偌大中国，装不下十几亿人，天天嚷土地紧张，到底是为什么？ 四是真正落实环保。目前，我们在环保上一方面缺乏真正有效的手段去处罚、禁止造污，一方面又张扬过于理想的生态观、发展观，导致我们出口成章的是绿色指标，进口成疾的是超标污水。其实，我们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生殖器一样去避免环境污染，至于城市形象，倒不必太在意打量城市形象的眼睛，揉进了几粒砂子。 五是建立更为开放的试验区。关于各地争取中央的“综合配套试点区”，看起来热闹，实际上意义不大。也只有在中国，大张旗鼓地追求“经济特区”、“保税区”的牌子，并且当作一个突破重大心理障碍般的“大无畏”表态。“综合配套试点”，算是又突破了一个重大心理障碍——我们的心理障碍太多了。这个状态解除不了，是因为人多素质低的缘故吗？是因为国民创造力、想像力不够吗？如果不够，那谈何“大国崛起”。（大国崛起呵，一展雄风呵，自由奔放呵，无所禁忌呵，撒丫子跑起来呵，裸奔呵，还那么羞答答、捂着私处干嘛？！） 要搞综合试点区，不妨在福建或南京周边或整个重庆市，与台湾省搞大规模省际协作，建“闽台”或“苏台”或“渝台”协作区，并在已有基础上，搞“深港协作区”、“珠澳协作区”。稍后，再搞一点跨国合作区，这样，才显出大国风范嘛。 以上五大方面，是我们城市化难题破解的五大线索，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 一家之言，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