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近年来国内有人提出应给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平反，说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并且歌颂伯恩施坦“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气壮山河，光照千秋”。我认为，这些话很失分寸，讲得太过分。下面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一、关于伯恩施坦的评价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围绕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争论不休。

熟悉伯恩施坦、长期和他打交道的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在20世纪初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时候说过，伯恩施坦是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政治立场反复无常、不断变化：年轻时读了杜林的书，迷恋杜林主义；后来到苏黎世，担任年轻富豪卡尔·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追随伦理社会主义；直到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开始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在倍倍尔的陪同下到伦敦，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检讨了宣传伦理社会主义的错误，此后伯恩施坦与两位革命导师保持了密切联系，特别是1881年伯恩施坦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以后，与恩格斯保持了长达10年的频繁通信交往，90年代伯恩施坦移居伦敦，更是当面聆听教导。在这期间，伯恩施坦很好地宣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反对俾斯麦非常法的斗争策略，与考茨基一起，成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到恩格斯的称赞，这是伯恩施坦一生中走正道的时期。

恩格斯去世前后，伯恩施坦开始陷入英国费边社的影响之下，他在1899年写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和任务》一书，被称作修正主义的开山之作，基本上遵循的是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理念。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费边社对伯恩施坦的影响，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伯恩施坦会全盘接受费边主义、转向修正主义。对于伯恩施坦的这个变化，倍倍尔毫不意外，他认为这是伯恩施坦接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党代表大会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倍倍尔不同意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建议想办法让他回国工作，预料他再换个环境就会改变想法。德国严酷的政治环境是治疗社会改良主义幻想的药方。

果然，1901年伯恩施坦受到德国政府特赦回国，很快就和党内改良主义右派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与右派断绝了往来，尽管理论上还坚持修正主义，但是在实践政策上倾向于考茨基的中派主义。190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政治罢工的辩论中，他曾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政治罢工；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他曾投票反对政府战争军事拨款，以和平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二、三十年代魏玛***和国时期，伯恩施坦一度离开社会民主党，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又退出，回到原来右派把持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在这期间，他坚持主张保卫民主制，反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支持的军国主义势力，反对国内极右派、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反对列宁主义，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政治上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暴力革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妥协，劳资合作，和平发展，全盘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经济上还保留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变革目标。他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伯恩施坦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他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具体阐述了这些主张。当时伯恩施坦还没有放弃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彻底放弃生产资料社会化，接受混合经济、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众所周知，社会改良主义方案的顺利实施是要以资本主义长期持续和平发展为前提条件的。1905年以后，特别是1914年以后，欧洲结束了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进入了一个战争与危机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在动荡不安的欧洲社会中，社会改良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和平改良的梦想完全破碎，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懦弱无能和胆怯。修正主义失去了魅力，伯恩施坦失去了理论威信，晚年在党内十分孤立，政治上被排挤和冷落。1932年12月18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的6个星期以前，伯恩施坦在柏林去世，享年82岁。

今天，我们在评价伯恩施坦的时候，要区分出两个活动层面，或者说，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有两个活动舞台。一个是德国国内政治斗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右派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分子。伯恩施坦和他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此时已经蜕变为社会改良主义工人政党，但是，在反对右派势力的斗争中，还是站在广义的左派方面，具体说来就是政治上中间偏左的立场。另一个舞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列宁、布尔什维克、***产党、***产国际是左派，奉行社会改良主义的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都属于右派，伯恩施坦是理所当然的右派，个别时期有一点中派的色彩。这两个舞台、两个层面，也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内部派别斗争和外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总之，在评价伯恩施坦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属于国内取中间偏左立场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总体上是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另一方面，他属于党内右派，政治上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全盘接受，这决定了他采取的反对资本主义立场是不坚决、不彻底的，尤其是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一味迷信议会民主，畏缩退让，毫不作为，一些党内极端右派分子，如诺斯克有时甚至反对和镇压工人和士兵的革命。魏玛***和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应把工人运动内部路线斗争同外部阶级斗争混淆起来，把党内右派说成是比法西斯还坏的敌人，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改良主义错误。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批判的社会改良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吹捧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并以此给伯恩施坦平反，是断然不行的。即使是目前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会认可这种观点。他们历来认为伯恩施坦最大的功劳在于帮助他们告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

二、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评价

对于修正主义的评价，也是一个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在1899年曾明确地说：“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他还说：“修正主义力求为一种原则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理论论证并且粗略地指明这一政策的基本方针。”（伯恩施坦：《历史和传说》，同上，第477页）这也就是说，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同义语。与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不同的是，修正主义出现在工人运动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旗号，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伯恩施坦承认修正主义“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他对于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修正主义者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曾借用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的学术用语，称为政治上的“脱毛”。在1898年10月20日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伯恩施坦说：“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伯恩施坦：《给奥·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06页）在1899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非常粗暴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他公开承认：“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而此书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那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在这部书中，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攻击，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奥古斯特·倍倍尔读了伯恩施坦的文章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页）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报告中说：“我开诚布公地声明，一旦伯恩施坦在这里为之辩护的那些原则在党内得到实行，我将宣布：你白白地工作了36年，现在你走开吧，去沉思默想吧。”（同上，第224页）考茨基在1903年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要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写出了《前提》，将军对他可不像我们对他那样客气，将军会赏他一脚，并且对他喊道：‘滚出去，你这个无赖！’”（同上，第540页）考茨基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质问伯恩施坦：“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同上，第77页）威廉·李卜克内西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1898年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讲话说：“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同上，第51页）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读到伯恩施坦的文章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确切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同上，第5页）大家一致认识到：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是纠正个别结论，而是整体上全盘否定。所以说，给伯恩施坦戴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是一点也不冤枉的。

有人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有很多是正确的。例如，他认为《***产党宣言》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但是，读一读恩格斯在1895年3月发表的《〈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就会明白，历史上，是恩格斯而不是伯恩施坦，最先发觉这个问题，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伯恩施坦则是抓住这个自我批评不放，大做文章。

有人说，伯恩施坦对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最新趋势的分析，特别是关于诸多缓解经济危机的新因素的分析，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读一读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54页恩格斯所写的长篇注释，就会知道，伯恩施坦的许多论点论据都是从恩格斯那里搬来的。在这段注释中，恩格斯谈到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若干新现象、新趋势。他讲到交通工具惊人的发展，世界市场的第一次真正形成，无限广阔的投资领域的开辟，地方性过度投机的克服，卡特尔、托拉斯的出现，保护关税的实行等等。恩格斯说：“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但是，他同时又指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恩格斯逝世后，这些手稿都落在伯恩施坦手里，他片面地搬用了恩格斯关于危机缓解因素的论述，与此同时，又用这些因素否定恩格斯关于总体趋势的判断，即关于“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预见。

前面说过，社会改良主义的成功必须具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长期持续地和平发展与繁荣。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建筑在对于他所谓的“马克思的危机灾变论”的批判基础之上。伯恩施坦把自己的理论集中为这样一句话：“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坚持我的意见。”（《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199页）他认为，形势发展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阶级矛盾将越来越缓和，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社会灾变的革命形势。他甚至认为，经济危机再也不会出现了。在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断言：“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前导的那种冥想。”（同上，第152页）话说得这样绝对，以致一年之后就陷入困窘境地。伯恩施坦并不讳言，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00年春天开始出现一个营业危机”。7年以后，1907年再次出现危机。但伯恩施坦并不认错，千方百计进行辩解。直到1920年，伯恩施坦被迫表示自己不得不“一再考虑到应当改写关于营业危机的一章以及实际上在许多点上已经过时的论述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的若干章节”。（同上，第120页）事实上，伯恩施坦已经认识到修正主义理论的失灵。但是，他拒不认错，继续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在他负责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删去了原有纲领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段论述。结果这个纲领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短命的纲领。纲领通过一年之后，党执委会在党内压力下，被迫决定重新制定一个新纲领。伯恩施坦虽然继续挂名于起草委员会，但是，新纲领基本上是由鲁道夫·希法亭主笔起草的。1925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海德堡纲领》重新恢复了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1927年伯恩施坦还在自我辩解，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他再也没有话说了。

那么伯恩施坦对于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预见又如何？伯恩施坦说：“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但是，事实上，魏玛***和国时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希特勒法西斯夺权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至少是在20世纪前期的德国，阶级斗争远远没有文明化到伯恩施坦所形容的那种地步。为了所谓“文明化”放弃革命暴力的社会民主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毫不作为，结果帮助了法西斯上台，然后被法西斯反革命暴力强制解散，他们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被屠杀，被送进监狱、集中营。这真是历史的极大讽刺。很多革命左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分迷信议会民主的错误称为“议会痴呆症”。当代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克罗茨巴赫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坚持议会民主做出这样的评价：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来说，这一政策是过分超前了。”（克罗茨巴赫：《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发展概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在当时，完全放弃暴力强制，不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法进行，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存。魏玛***和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前面说过，1905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持续30余年的和平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8—1919年德国革命，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此后魏玛***和国终结、法西斯上台，这些难道不是制度性的巨大灾变？从1914年到1944年这30年曾被一些西方自由主义学者说成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社会党国际尽管奉行社会改良主义，但也不得不汲取历史教训，在《1951年法兰克福声明》中，用很大篇幅谈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灾变。这也就是说，新的社会党国际也没有接受伯恩施坦的形势预测。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伯恩施坦所作的未来形势预测，也就是所谓“无危机、无灾变”，以及“阶级斗争文明化”的断言，以及在斗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建议，被历史特别是1905年以后战争与危机时代的证明是基本错误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

既然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所以最后要谈谈对于社会改良主义的评价。社会改良与社会改良主义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没有革命形势，没有发动革命的时机和获得胜利的可能，工人阶级政党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从事社会改良斗争。只要是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益、经济利益、劳动条件、社会状况的社会改良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大力支持的。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领域参加竞选，积极从事议会斗争，力求通过参与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在经济上支持工会组织罢工，进行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劳资斗争；在文化领域，创办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努力推进教育改革，改善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组织工人职业教育。这三个领域的斗争都属于社会改良范畴，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近百年来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积极肯定、高度评价的。

而社会改良主义则是把社会改良极端化，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具有革命形势的危机时期，也要放弃革命，把社会改良作为唯一手段，把它的功用片面夸大，指望用缓慢的和平改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这种社会改良的局限性，它只能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作一些修补，不可能实现制度性的根本变革。因为社会改良是建立在资本让步基础之上，而这种让步是有底线的，是以不损害资本核心利益为基准的。社会改良成就再大，也跳不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德国至今依旧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社会改良成就最大的当属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它创立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举世赞扬。尽管如此，瑞典至今依旧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垄断资本，也就是瑞典的跨国公司，始终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如严重的贫富分化、长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核武器与战争的威胁，等等，在把资本赢利放在首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它只能缓解，无法根除。这就是社会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社会改良主义的作用一方面是驯化资本主义，使这头野兽不要那么野蛮，就是所谓促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另一方面就是拯救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明的。在1931年6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弗里茨·塔诺提出要拯救资本主义，做资本主义的“床前医生”。（《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31年版，第45、46页。转引自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6、267页）他的讲话后来被简化为十分著名的所谓“在临床医师和遗产继承人之间的替代选择”，用以比喻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二者择一。伯恩施坦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一些社会改良主义右派关键时刻反对革命，有时甚至参与镇压革命，这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资本主义如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的劫难，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时候，一定要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拯救因素考虑进去。在当前听取西方学者谈论未来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时候，也要想一想，这里面是否具有拯救资本主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