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中的好句好段，写出为什么好，好在哪
1．“……我多祝福你能常在我的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化……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愿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
是贝多芬写给友人阿芒达牧师的信。耳聋对于音乐家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灾难，不但影响工作，而且使他从此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还可能受到敌人的污蔑。这段话概括了贝多芬由于耳聋引起的一切痛苦，他由此更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可怜和自私。
2．“君主与公卿尽可造就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可能造就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望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尔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打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是贝多芬在书信中写到与歌德一起散步遇到皇亲国戚时的情景。其中“背着手”和“撞”等十分传神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写出了他对皇亲国戚满不在乎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了贝多芬的叛逆性格。当然贝多芬和歌德的处境不同，对他们进行比较时要全面分析。
3．“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赞颂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切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恶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
是《贝多芬传》的最后一段，是这一部分的总结。贝多芬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最杰出的音乐家，而是因为他的音乐是为苦难的人们而写的。他隐忍自己的痛苦，却用他以痛苦换来的欢乐来安慰人们，给人们勇气和力量。这段话概括了贝多芬的音乐的本质。
追问：
再来几句
回答：
五、片断赏析
一般而言，传记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人，是关于真实的人的历史。为了再现传主的生动形象，为了传神地揭示传主的内心世界，描写传主的外貌就成为传记家们最经常性的活动。《名人传》始终把刻画人物肖像当作人物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从我们所选的几段关于不同传主的肖像描写，大家可以发现，罗曼·罗兰既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即将肖像描写与性格刻画交融一体，同时又追求着手法的变化与丰富，还用肖像的组合来描绘传主的生命轨迹。
描写贝多芬的外貌时，罗兰基本上是透过人物外在的面部特征和表情来展示贝多芬的性格和内心。从宽广的额角，狂野的头发，有穿透力的目光，到又短又方的鼻子，结实的牙床，罗兰细致地雕刻着贝多芬特异的相貌。这些描写与其说是追求着一种外部的真实，不如说是在着力再现内在的真实，再现贝多芬非凡的个性自我。在作了静态而不失深刻的描写后，罗兰接着去表现贝多芬动态的面部神情，那不惯于欢笑的笑容，忧郁的神色，突然间的变化，并把他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相比，说明他的内心是极其的狂乱激动。通过这样的肖像描写，一个强悍有力、躁动不宁、令人震惊的艺术家形象跃然纸上。
《米开朗琪罗传》中，罗兰在继续刻画人物外形的同时，更为巧妙地借助米开朗琪罗自己的一尊雕塑作品来写人物自身，从而受到“一石二鸟”的艺术功效。他在序言里介绍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胜利者》，雕塑形象是一个青年胜利者，有着美丽的身体，他制服了凶悍的对手，但在拳头落下的一刹那忽然停住了，沉郁的嘴巴和目光转向别处。这是一个胜利了却厌恶胜利的惶惑的英雄，罗兰认为他就是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写照。这样的描写把对传主的描绘和对传主作品的描绘结合在一起，比之于传记家自己花费笔墨去刻画人物来，罗兰创造了一种经济笔法。
在为托尔斯泰写照时，罗兰的技法又有了新的进步。《托尔斯泰传》中的肖像描写有许多处。罗兰写了20岁时的托尔斯泰：“他如猿子一般的丑陋：粗犷的脸，又是长又是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28岁时的托尔斯泰：“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磷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57岁时的托尔斯泰（见选段），以及晚年的托尔斯泰：“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苍白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的痕迹。”这些段落被铺排在一起时，我们仿佛看到了托尔斯泰不同的人生旅程中的多幅剪影，看到了岁月在这位伟大作家脸上刻下的印记。罗兰通过呈现一幅一幅的肖像画，力图告诉读者，托尔斯泰一生经历了何等剧烈的变化，同时“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详实披露人物内心激烈紧张的冲突和斗争，是《名人传》又一经常使用的文学手段，为此，我们从三部传记中分别选取了几个精彩的片断。
贝多芬因为耳疾和爱情受挫而悲伤绝望，甚至想自杀了却一切痛苦。从他那急促的哀求祈祷和不断重复的简短字句中，我们感受到了他内心极度的悲伤，他那著名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又让人们深切地感触到他顽强的抗争。与极度痛苦的抗争赢得了非凡的回报，贝多芬把他全部的遭遇和苦痛铸造成美丽的欢乐颂。因此，关于《第九交响曲》的选段可以与展示贝多芬痛苦心灵的段落放在一起阅读。罗兰热爱音乐，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又和他对贝多芬精神世界的理解交织在一起，因而他对《第九交响曲》的分析就非常精辟。“欢乐”仿佛自天而降的神明，先是温柔的抚摩，然后主题过渡到人声，“欢乐”抓住了生命，在不断征服的过程中，乐曲波澜奔涌地推向高潮，最后“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罗兰用诗性的语言对《欢乐颂》作了极其透彻的阐释后，又描写维也纳观众欣喜若狂的反映和贝多芬的晕厥。传记至此进入了多重意义的高潮，这是乐曲的高潮，是贝多芬生命的高潮，也是《贝多芬传》这部作品的高潮。
描写米开朗琪罗时，罗兰突出表现这位英雄天性中包含的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是天才，有着无穷的艺术创造力，但另一方面他又存在着许多性格弱点，他孤独、缺乏意志、怯弱等等。选段概括而多侧面地展示了米开朗琪罗的这些缺点，同时又写了他对自己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否定，他想战胜自我，又缺少力量，他盼望死，却又有着强烈的生的欲望。罗兰饱含同情地写道：“他的烦躁的目光还在京都博物馆中注释我们，在痛苦的脸上，我更听到这悲怆的呼声。”人们说，传记作家要对所选择的传主富有同情心，不管传主是正面英雄，还是反面人物，只有做到这一点，传记作家才能真正理解人物全部的内心世界，理解他全部行为的真正动机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兰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合适的传记作者。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紧张探索，他内心的战争一刻也没有休止，我们选的两段不过是他漫长生涯中两个重要的瞬间。第一个片断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个体生命的紧张思考。他还不到50岁，他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但他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生活，他甚至想死。托尔斯泰的紧张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实际上他缺乏的是内在的信仰。对这样思想深刻的作家来说，信仰比幸福的物质生活更重要，因为找不到信仰，所以他痛不欲生。最后他从劳动者简单的生活中发现了人生的意义。第二个片断则表现了托尔斯泰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情怀的产生。人民的苦难令他震惊，为了消除这广大的苦难，他不断思考，终于发现可恶的社会制度是罪魁祸首，他开始了猛烈的批判，并从自身做起，摆脱过去可耻的生活，用双手劳作，试图最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托尔斯泰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基本是建立在这两次精神裂变的基础上的，罗兰为我们详细复制了托尔斯泰的心路历程。
传记文学的魅力常常是在传记作家对人物琐事的描写中。罗马著名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46？—120？）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最显赫的业迹不一定总能表现人物的美德或善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或趋向。” 所以18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说，传记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严肃地写琐事”。琐碎的事情正因为琐碎，因而比重大的事件更具有真实感。在庄重的场合和重大事件里，人们总习惯对自己的言行作刻意的修饰，他的真实性情因此很容易被包裹起来。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得随意率真，因此平淡无奇的琐事往往凝聚着人们真实的个性；一个人也不能够做到事事谨慎小心，一些细微的动作常常泄露了人物内心的“天机”，正由于这些原因，琐事就为传记家们所偏爱。在《名人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罗曼·罗兰撷取了许多珍贵的生活琐事。
贝多芬是一个不畏权贵的人，如果笼统地去写他如何与权贵进行正面的交锋，当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总没有细节更具说服力和表现力。罗兰抓住了贝多芬书信中记录的一个很小的细节，再现了贝多芬与歌德对待皇族人员一倨一恭的不同态度。在碰到皇室成员时，贝多芬认为，君侯贵胄应该对他和歌德表示敬仰，他于是“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而歌德却“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与音乐创作、辉煌演奏等重大事件相比，这里发生的故事委实琐碎无华，但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细节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超过了任何浓墨重彩的铺陈。虽然这一细节是贝多芬记录的，但从大量的原始材料中选取这个细节，不能不说明罗兰深谙传记写作中琐事的表现力。
在《米开朗琪罗传》里，罗兰记录了另一个精彩的琐事。雕塑《大卫》完成后，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为了显示自己的审美趣味，对雕塑家的作品指手画脚说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装着动了几下刀，那位官员说：“它使我更欢喜了些。你把它改得有生气了。”而米开朗琪罗只是暗暗地发笑。这里罗兰没有去渲染那位官员是如何的愚蠢，也没有交代传主是多么的聪明狡黠，仅仅是客观冷静地叙述了一个细小的事情，两个人的神态和个性同时被表现了出来。
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传主的个性是罗兰又一值得注意的叙事特点。我们可以从贝多芬与歌德的选段和托尔斯泰与卢梭的选段获得具体的了解。由于前文已经反复论述过贝多芬与歌德，我们现在集中对后一选段做简要赏析。卢梭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他对现代欧洲文学（如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将他们放在一起，可以说是两座高峰的比较。卢梭写过《忏悔录》，并声称自己是最真实坦诚的，所以罗曼·罗兰说他傲慢、不逊、伪善。托尔斯泰也写《忏悔录》，但他不是通过“忏悔”来自夸，而是真诚地自我批判，托尔斯泰有着基督徒一般的虔诚、虚心和道德的贞洁，并始终追求真理和爱。通过比较，人们更觉得托尔斯泰心灵的单纯伟大，罗兰对他的景仰之情也溢于言表。
最后，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国内通行的《名人传》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本。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翻译完成，解放后他认为这些译本是他青年时期的旧译，“文白驳杂，毛病很多”，所以没有再版。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傅先生的文风可能有些地方不能适应现代语文的规范，但总体上看，傅先生已经将罗兰激情洋溢的风格传达得很好了。年轻读者在阅读《名人传》时，不必过于拘泥一些文白相杂的字句，而要去把握体会作品内在的精神和思想。
补充：
翻开《名人传》，在首篇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显然，罗曼·罗兰要用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矫正时代的偏向。在罗曼·罗兰看来，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伟大是痛苦和孤独，是自我同无形物的抗争。在同一引言中他还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伟大的人。”他正是紧紧抓住了英雄伟人痛苦的心灵，把战胜苦难作为衡量英雄的一把闪亮标尺。而他的《名人传》就是揭示人类历史上三位苦难英雄的心灵传记，他们是19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文坛巨子托尔斯泰。 他在《贝多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用痛苦换来欢迎。”确实，“用痛苦换来欢乐”正是罗曼·罗兰追踪贝多芬一生命运的视野，这句话构成了《贝多芬传》内在的紧张和扣人心魂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是什么支持着贝多芬？是不向皇权低头的品质，是不被金钱收买的决心，是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正是依靠着这些超凡的精神力量，贝多芬越过了人生的无数个痛苦险峰，达到了对人生最清醒的领悟。 如果说《贝多芬传》是英雄主义的号召，是力的颂歌，那么《托尔斯泰传》则是一首安魂曲、一支哀歌，一阕送葬曲。贝多芬伟大的痛苦是因为他在人生的盛年遭到厄运，托尔斯泰伟大的痛苦在他自身主观意志的选择。 《复活》是托尔斯泰暮年的又一部力作，罗曼·罗兰所说：“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诃德，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他与之斗争的那个敌人，其实这个敌人就是他自己。” “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他痛苦地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终于，在82岁的暮年，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独自逃出了家门，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号啕大哭，对守在他周围的人们说道；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其实，托尔斯泰发出的是对苍生的疑问，也是对痛苦心灵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分明又听到了贝多芬对生命的欢乐歌唱。 这就是罗曼·罗兰在《名人传》里留给我们的永恒的精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