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路的前世与今生
北京西的永定路不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路，但在北京半个世纪的城市改造中却赫赫有名。每当穿越这条街道的时候，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因为这条街也伴随我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历程，许多往事，或者悲伤与喜悦的故事都在这里悄悄地进行……我在这条大街找到了第一个工作，在这条大街第一次住医院，在这条大街的一个酒店与我的老婆认识举行的婚礼……在这条普通的道路像一位长者，伴我走过30年的风风雨雨。
永定路一带在古都与新都之赫赫盛名下沉寂着，只有对历史地理研究者对它有所钟情。其实永定路、翠微路、玉泉路等等这几条马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是布局完整的。 永定路北起田村路半壁店，南至新苑村（青塔），辟于日伪时期（1939年），时为4米宽砾石。听六建一个老木匠说过，上世纪50年代时，他从沙窝走到田村去干活，走的都是沙地里的小路，错落几个村子，铁家坟、黄家坟到田村。还有，万寿路、五棵松到永定路年长的一代，小时候见过不少日式建筑，敦敦实实的大坡顶平房，厚墙室内木地板，墙足有一米厚……上世纪的1965、1966年那时，当地人回忆到永定路口南小街还叫“新北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北京，进而进占华北。控制并稳定东北、华北，建立战略后方，是日军控制亚洲，争夺南洋并且争霸世界整个战略部署中最重要的一步。因此，日军一面掠夺，一面推进东北“满洲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之后，日本侵略者又试图使北京成为它侵略整个中国的重要根据地，为此，对北京的城市发展布局进行了规划。
该地域原来是一片片荒丘、旱地、砂石坑……地势平坦，人烟稀少，日本侵占北平之后，在这里建设“新市区”，俗称“新北京”，1939年开始建设，“东起公主坟，西至田村石槽，南界蒋家汾村，北达定慧南村”。为了修路，强行拆迁了高庄和核桃园（今复兴路22号北面）、马神庙（今复兴路22号东南）、杨家坟和孟家坟（今天航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内）、包家坟（今天太平路27号内）修了3条东西向街，5条南北向路……
但是在我们北京城市的发展中，这段历史是被低调处理或者一笔带过的。这规划后来由于我国人民的奋起抗战而半路夭折。
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保护北京旧城，在北京城西部建立行政中心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前几年首钢做大规模的房地产布局的时候，拆了最后一批马路和房子。
1959年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一书259页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日伪统治时期，新辟了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并以长安街为东西新市区之间的联络干线。为此，于1939年新开长安门（今复兴门）和启明门（今建国门），又修筑了长安门至玉泉路以及启明门至西大望路之间的道路。 传统意义上的京西永定路北起田村路，南到青塔小区，往南延长到京石路，永定路附近最有名的单位是航天部第二研究院。永定路之西玉泉路与石景山区搭界，东望五棵松路（今之西四环路），再向东数去是万寿路、翠微路、公主坟……
永定路曾有铁家坟，是乾隆年间大书法家，官至两江总督、吏部尚书铁保之坟茔地。这条路东起航天二院宿舍，西至玉泉路。北始黄家坟，南到航天二院。这条路是因为铁保的墓地而得名的。
铁保，字冶亭，号梅庵，满洲长白山人，正黄旗。乾隆十七年（1752年）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后官至两江总督。道光四年（1824年）正月病逝，享年71岁。次年四月十六日安葬于此地，后看坟户形成村落。
铁保墓在原铁家坟110号内，日军占领时期被日军炸开石门盗掘。到1949年时候，有50户人家，房屋破败……现全村已拆迁。
永定路1949年以前，属于枣林村，居民不足20户。当时西面有一座三官庙，东面有一座如来庙……1949年之后，陆续迁入居民大部分集中在永定路商业街两侧。1956年这里盖起了西部有名的永定路百货商场，90年代重建为今天的西典百货大厦。
在永定路的东面，有一条街叫枣林路，这个名字就来源于解放前的枣林村，以前这里有个居民院几十家居民，家家都种有枣树。在秋天来临之际，每家的枣树上挂满了大枣，令过往的人们垂涎。这里的人们每每在丰收季节，家家拿出自己的果实赠与邻里，***享收获的喜悦。
最早在永定路上运营的公交车，应该是334路，据考证，334路的前身是34路，1972年11月在全北京郊区线路统一升位的时候改为334路。334路在80年代前期使用BK660型公***汽车，印象深刻的是，334路以前从永定路到铁家坟的票价是5分，到半壁店7分，到五孔桥1角，全程可能是2角。
370路是永定路上的第二条线路，370路是1989年11月4日开通的，单向右环，1989年11月4日是一个阴天，星期六，当时还上学的我星期六还上了半天课，我坐了一圈370路，感觉还不错，就是间隔大了一些。
谈到这条街道的历史，是可以上溯到元朝的。永定路1986年施工中发现过元代古墓，墓为单室砖室墓。 开国大典时，25岁的田申是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受阅部队的一员，他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的儿子。“我知道父亲就在观礼台上，我知道他一定在关注着我的队伍。”此时的田申，正带着华北战车团的受阅部队，在北京永定路沙沟一带操练。“当我们得知要参加开国大典时，只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是坦克部队第一次要通过天安门，因为美国坦克比较小，只有15吨，所以我们最后选了25吨重的日本中型坦克，把它们重新喷漆、编号，以显得威武。”
田申是在开国大典的前三天得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在永定路临时指挥所接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的电话，他那时列席政协会议，他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义勇军进行曲》已被决定为国歌了。’我当时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
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先生之子，据他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领衔的“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当时政委、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号：“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凭着对国家的爱和信念，靠着卓越的技术天赋和过人的发奋精神，在戈壁滩上种下了中国航天的树苗。如今，这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许还只是一个树坑。
宋健曾经说“大自然安排我们出生在这个大地上，是中国人民养育我们长大的，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生，而战，而死，这是天赋人责。”
1960年，回国后的宋健，立即投入到导弹系统的研制工作中。在以后的25年里，他一直工作在航天科技第一线。曾先后担任过防空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潜地导弹副总设计师、航天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务。
1966年“文革”爆发，潜心科技研究的宋健成了主要批斗对象。为防止意外，宋健被周恩来列入受保护名单。在上级的精心安排下，宋健出了一趟远差。
那个时候宋健主要做的是导弹工作，当时在五院的时候，宋健一回来，就进入一种秘密的工作状态，非常保密。那段时间，宋健就在北京，就在永定路。
中外学者曾于2002年4月云集北京，出席“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少长群贤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明清以来妨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盛况空前，反映了知识界、科技界对这个命题的极度关注。秦伯益院士在此会上作了题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报告。他直面现实，坦诚不讳，在与欧洲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对比中，深刻、全面剖析了中华古国“近代沉沦”的内部原因，秦伯益这样鲜明地提出观察中国近代史的新角度，值得国人深思。
秦伯益曾在海淀区永定路那条小街上工作和居住20多年。他在军事医学科学院，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秦伯益当选首届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医药科学家。50年代留学苏联，专攻药理学，成绩超群，仅以两年半时间完成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长期从事药理学研究，成就卓著。历任所长、院长，领少将军衔，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屡屡受到国家、军队的奖励和表彰。他学贯中西，文理皆优，被总后勤部誉为科学技术“一代名师”，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