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斐君的人物生平

1912年（民国元年）夏，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离城10多里的一个农村封建大家庭里。这个家庭世代以经商为主，耕读为辅。她的祖父在宁波开有木行、猪行、钱庄，还在本村雇工种着80多亩旱田。她父亲弟兄四人，排行老三，还有姐妹五人。父亲和叔父在汉口经营钱庄、百货店。母亲是个憨厚老实、平日少言寡语的农村妇女。

7岁开始上村小学读书，6年的小学教育，使她通达事理，有一定的分辨是非能力。当她看到母亲受到公婆或其他人欺侮的时候，她便替母亲大鸣不平，理直气壮地和对方论理，因而得不到长辈们的喜爱，被长辈视为家庭中的“叛逆者”；同辈也不敢接近她。惟独她父亲最喜爱这个性情直爽、敢于奋斗的女儿。

小学毕业后，父亲把她带到上海，并把她送进了上海郊区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曼摩氏教会女子中学”。当时正是五卅惨案后爱国革命运动震撼全国的时候，许多青年学生在街头游行示威、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政府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上海，斐君听了悲愤异常，她组织了一部分爱国同学准备上街游行，遭到了校方的严厉斥责和阻止。她气得伏案痛哭，边哭边喊：“什么博爱、自由，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弄得同学们不知如何劝慰她才好。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3月进入上海，学校停课。斐君欣喜若狂，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跑上街头，高呼“欢迎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此后，她到处打听哪个学校进步。在众多同学的推荐下，她决定报考“吴淞镇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她在学校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并且在上海市教育局备了案。为此，她遭到那位独裁专制而顽固守旧的校长和那些追随校长的老师们的嫉恨，他们总想在她身上找岔子，拔掉这个“眼中钉”。可是，对这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又在学生中间享有很高威信的斐君，他们又无可奈何。

斐君在有着各种压力而且极其复杂的环境里，经受了锻炼，终于度过两年，于1930年踏上了社会。—开始她在南京私立济生医院任护士长，经过半年的实习，又回到了上海，在天主教圣心医院作妇产科助产士。后又返回南京，经朋友介绍到康济医院工作。

1932年1月28日，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们又在上海发动了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慷慨激昂的志士们和英勇抗击敌人的十九路军的英雄战士们，使斐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当时医院院长逃离上海，医院群龙无首。斐君毅然挺身而出，组织一些爱国医护人员，成立了一支“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奔赴闸北、江湾、吴淞一线，抢救伤病员。她亲眼看到那些满身鲜血仍在挣扎杀敌的英雄和倒在血泊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尸体，以及沿途经过战火摧毁的破瓦颓垣，流落街头的难民。十九路军以不足5万的兵力，抗击敌人10万之众；以简单的枪械，对抗日本侵略军的新式武器，苦战30多天，因之震惊中外，唤起子中国人的自信心。

1933年春的一天下午，康济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病人，是院长的同乡至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贺贵严(耀祖)。他因患神经衰弱症来院就诊。通过接触交谈，斐君觉得这个人虽性格内向，但那股豪爽劲儿，颇与自己的性格近似，而且气质不凡，谈吐文雅而风趣，举止腼腆含蓄而大方，她内心深处萌发了朦胧的爱。之后贺耀祖慷慨资助斐君，由她和另一位女同学在南京开办了“良友产科医院”。次年(1934年)，为了提高斐君的资历和技术水平，又帮她进上海东南医学院深造。贺耀祖如此的关心和体贴，斐君决心以身相许。她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均被父亲以贺有发妻，且年龄大斐君23岁为理由拒绝。同时，许多亲友也进行劝阻。经过思想上激烈的斗争，她最终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果断地于1934年春和贺耀祖结婚，但自立门户，不与其发妻同住。

1935年2月，贺耀祖奉命出使土耳其，斐君离开了仅差半年就毕业的东南医学院，随贺出国，两人相依相伴，游历了欧洲10多个国家。这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眼界开阔了，知识丰富了，阅历增长了。同时，也体会到，由于中国贫穷落后，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外国人的鄙视和欺侮。 1936年8月，斐君夫妇绕道美国回国。1937年春，贺耀祖出任甘肃省主席兼兰州行辕主任。同年6月，斐君携次子仁体同住兰州。未及一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在国***合作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久，何香凝先生在上海组织“妇女抗日后援会”，号召各省主席夫人参加，斐君首先响应并积极奔走呼号。但参加该会的积极分子在各省开展活动时有不少遭到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捣乱破坏，斐君万分气愤。

当时中国***产党驻兰州代表是谢觉哉、彭嘉降。因谢老和贺耀祖是小同乡，每天夜晚必来贺处闲谈，每谈必涉及国***两党关系与抗日战争问题。尽管二人各有见解，争论不休，有时争论得脸红筋涨，甚至大声喊叫，但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感情。斐君总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坐在一旁静听，谢老的谈吐犹如流水，明净、流畅、坦率、生动，极富说服力。久而久之，斐君对中国***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法西斯本质，也看得更清楚了。从而萌发了追求进步的思想。当时尽管贺耀祖的政见是偏袒国民党，但遇有援助敌后解放区的举动，他还是肯于帮助。如宋庆龄曾几次以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用民用航空飞机通过兰州向敌后解放区运送大批物资、食品。按蒋介石指示，这类飞机，必须报请他批准后才得放行，但贺总是不经请示即予放行。贺与谢老之间的往来被当时驻兰州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知，告密于蒋介石，贺得知后一笑置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斐君随贺到达武汉。不久，她又随贺撤到贵州，由贵州转到重庆。在贺的同情支持下，她毅然担任“难民妇女服务团”的领导工作，实现了她为抗日救亡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当时，斗争十分尖锐，特务多如牛毛，进步人士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但由于她以贺耀祖夫人的身份为保护，不避劳怨，不畏牺牲，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使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38年1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达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当住所，斐君从胡绣枫处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与曾家岩50号房主磋商，取得房主同意，将一、三楼房间腾出，让给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这样，周恩来夫妇与“难民妇女服务团”同住一幢楼内，楼上楼下，经常有机会接触。 不久，她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结识了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李德全、曹孟君等著名民主人士，她的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接触面更加广泛。她遵循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日久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但特务们碍于贺耀祖的关系，不敢轻易触动她。贺耀祖对此也有所耳闻，多次劝阻她，她不以为然。有时贺大发脾气，她置之不理。国民党为了拉拢她，曾通过贺耀祖劝她填写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贺耀祖和斐君虽然在思想上、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但他并不强求斐君听从他的主张，十分尊重斐君的意志。他坦率地告诉那些劝斐君入国民党的人说：“信仰是个人的自由，我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

1940年4月，贺耀祖调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及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侍从室是专为蒋介石服务的机要部门，既是蒋介石和下属之间的“联络站”，也是国民党大政方针的“加工厂”，它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可见蒋介石当时对贺耀祖的宠信。斐君正是以此为保护伞，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不久，史良又介绍斐君与宋庆龄相识，宋对斐君十分器重，让她协助作社会福利救济事业。1942年秋，宋庆龄为了援助当时在重庆的一些生活贫困的作家，在七星岗胜利大厦举办了一场募捐舞会。斐君积极参加筹备并四处奔波推销入场券，把一张价格最高的荣誉券卖给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舞会举行的那天，宋庆龄、孙科，以及一些民主人士都亲临现场，特务们想捣乱也不敢妄动。

1942年冬，贺耀祖受斐君的影响，失宠于蒋介石，由“侍从室一处”主任的重要职位降为重庆市长，这对于贺是个沉重的打击。斐君尽力开导自己的丈夫。通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贺耀祖总算度过了这段烦乱、困惑的时期，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所以他抱着心安理得、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在新任命的岗位上照常工作。

1943年6月，斐君又办起了重庆产院，干起她的专业。在此之前数年，经李德全介绍，她结识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冯亦代，她和冯亦代又协助陶行知筹备建立起难童学校，推行劳动教育。这所学校就是全国闻名的育才学校。斐君在众多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决心以爱和献身精神换取社会的进步与光明。

1945年，斐君又和邓颖超、李德全***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她以发起人的身份积极团结各阶层民主妇女，推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运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到达重庆。8月31日，毛主席在他下榻的张治中住宅“桂园”(当时毛主席实际住在“红岩村”，即被人称作“红岩嘴”的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接见柳亚子、王昆仑、曹孟君、倪斐君等，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相隔十多天，毛主席又在“桂园”邀请各妇女团体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斐君代表“中国妇女联谊会”出席。10月10日，国***两党结束了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主席返回延安。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违背协议精神，继续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5年底，贺耀祖被蒋介石解除了重庆市市长职务，打入冷宫。

1946年2月，斐君全家由重庆迁回上海。她除继续协助宋庆龄从事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外，又通过各种渠道，团结各阶层进步妇女，发展组织，组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后，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迫害进步人士和学生。斐君的活动早被注意，于是他们一方面公开制止，一方面对贺耀祖施加压力，要他限制斐君的活动。斐君不听贺的劝阻，贺迫于无奈，向斐君提出离婚。斐君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对丈夫是能够理解的。

邓大姐经过耐心地劝慰使斐君又振作起来。同时贺耀祖也在众多近亲好友的批评、指责、劝导下有了悔意，一再向斐君表示歉意，夫妻又重归于好。

斐君为了缓和家庭矛盾，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又去上海东南医学院继续学习深造。1948年夏学习结束，通过一位牙科主任医师洪明的介绍，到国民党第二联勤总医院工作。斐君到这个医院工作的目的是：(1)想通过给伤病员治病，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相机进行策反工作；(2)这所医院，医疗技术水平较高，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工作半年后，国民党特务注意上她，派人到医院里调查斐君经常接触的人。由于她群众关系好，特务抓不到任何把柄，难以对她下手。直到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的一天深夜，特务们以斐君系“***党匪谍”的罪名，到医院搜捕斐君两次，适斐君不在医院而得以幸免。几天后特务又去拘捕，事前该院前院长王世诚得知消息告诉斐君，她立即与冯亦代逃到郊区宋庆龄的一位美国友人谭宁邦家中躲避，故未遭毒手。

贺耀祖由于与何应钦关系密切，在何应钦继孙科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挂衔职务。贺预见到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他曾劝说汤恩伯步傅作义后尘，走和平起义道路。开始汤恩伯曾表示接受他的劝说，但不久他再次和汤商谈此事时，汤的态度改变。贺惟恐汤密告于蒋介石，即匆匆飞往香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接管了第二联勤总医院，斐君回到医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还邀请她参加了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夏，贺耀祖在香港通电起义并发表了反蒋宣言。斐君在上海得此消息万分高兴。她放下包袱，打起精神积极工作。

不久，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贺耀组在香港处境困难。周恩来立即派人通过与港方关系人士联系，将贺耀祖接回大陆。

倪斐君在建国后任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服务部长、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常委兼妇女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