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国学大师有哪些人?

1、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

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2、钱钟书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3、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4、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5、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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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解释:

1、“国学”即“中学”

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但因有“西学”一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周全。

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外学”,而“西学”则仅仅是“外学”中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印度学等等所有“外学”。另外,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误解。

2、“国学”即“国粹”

这一释义,是针对“中学”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的。但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外延或内涵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与事实不符:因为“国学”并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

因此,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

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法的人,实际上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传统学术一篮子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3、“国学”即“国故”

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

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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