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来头有多大？表哥是徐志摩，表弟是金庸，丈夫是“两弹一星”
1955年5月的一天，接到电话订单的中国城快速准备好了来电的那位夫人所需要的菜蔬，并安排人送去。
送菜的中国人敲开了那户人家的房门，面容憔悴却遮掩不住其典雅气质的夫人接过菜篮返回屋中。她取出篮中的菜蔬，发现在最底下被人特意藏了一件自己没有购买的东西，那是一本《人民画报》。
正是这本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人民画报》，在接下来成功帮助了一位对新中国建设极其重要的科学家避免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安全地回到中国。
他的名字，是 钱学森 。
说起“两弹一星”钱学森，相信所有人都不会陌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也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更有一个响亮的别称——“航天之父”。
1991年，中央因钱学森的突出贡献，授予其“国家杰出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而钱学森在获奖致辞中提及了自己太太 蒋英 ，他说：“我们结婚44年的生活非常幸福，我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
蒋英就是文章开篇的故事中，向中国城购买菜蔬、发现《人民画报》的那名妇人。
那么，蒋英的来头有多大呢？
她的父亲 蒋百里 是民国时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表哥是家喻户晓的民国诗人 徐志摩 ，表弟是武侠小说名家 金庸 ，丈夫则是“两弹一星”钱学森。
在这些殊荣加身的亲人中，蒋英却没有因此显得黯淡无光，面对别人在提及她时冠以的“钱学森夫人”这一称号，她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自己就是艺术家、声乐教授。 ”
而她与钱学森这段“科学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一辈人之间的情分。
钱学森的父亲 钱均夫 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在少年求学时就已经结交，而后同在北京就职，数年过去，两人的情谊非但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关系愈加密切。
以至于后来，仅有一个儿子的钱均夫“眼馋”蒋百里那几个花儿似的女儿，撺掇自己的夫人问蒋夫人讨一个女儿回来，而被他们相中的就是当时排行老三的蒋英。
大人们议定后为过继做了十分正式的准备，他们摆了几桌酒席宴请亲友，在席上公开宣布了这个消息。钱均夫为蒋英改名为 钱学英 ，带回自己家中。
有一回，蒋钱两家聚在一起，钱学森与蒋英就合唱了一首《燕双飞》。两人虽然年纪差了七八岁，更不是一母同胞的亲生兄妹，在唱这首歌时却默契而和谐，引得大人们纷纷鼓掌称赞。蒋百里看过两人的表演，对好友调侃道：“ 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单单是缺一个闺女吧？ ”
恐怕当年的蒋百里也不会想到，自己玩笑话竟然有成真的一天，三女儿蒋英会同“哥哥”钱学森结为夫妻，犹如歌曲《燕双飞》中那两只同心相协、穿空凌云的燕子一般，无论面对何种境地都携手进退，相扶相持地度过一生。
但那时候的钱学森与蒋英之间差了些岁数，玩不到一块儿，蒋英在钱家又住得很不习惯，再加上蒋百里夫妇这时候也醒过神来，舍不得三女儿在别人家中生活，于是蒋英顺理成章地又回到了蒋家。
但钱均夫对这小姑娘还是十分喜爱的，蒋英便认钱均夫夫妇作干爹干妈，喊钱学森干哥哥。不久后，蒋百里前往德国时带走了女儿，蒋英也因此与“干哥哥”钱学森分别，两人间断了来往。
蒋英来到德国后，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歌唱之路。
蒋英早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报了钢琴班，父亲更是为了鼓励她买了一架钢琴，等她随父抵达德国后，德国的老师却认为蒋英身体外貌条件十分出众，比起钢琴家更适合做音乐家。在老师的建议下，蒋英试了试唱歌，她的嗓音得到外国专家的高度赞扬。从此，天赋被发现的蒋英专注于歌唱艺术。
1937年，蒋英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声乐系，后来更是前往瑞士，向多位知名音乐大师拜师学艺，她因此掌握了大量德国、法国艺术歌曲、清唱剧、受难曲、弥撒等室内乐作品，而对于古典、浪漫时期及近现代的歌剧她也有深刻的理解。
另一边，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留学，攻读航空机械理论。令人惊讶的是，身为一个标准“理工男”的钱学森对艺术同样有着很大的兴趣，在课余的时候他总会去听听音乐会放松心情，在学习上，他除了钻研专业相关的书籍，也常常阅览艺术方面的著作。
艺术就像冥冥之中的一根红线，跨越海洋，牵连身处两片土地上的钱学森与蒋英。1947年，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蒋英回国后，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就是这场演唱会上，蒋英出色的发挥让观看的民众深受震撼，一同被震撼的还有坐在观众席中的钱学森。
音乐会之后，钱学森开始追求蒋英。在最后挑明时，钱学森率先向蒋英说：“ 你和我去美国吧。 ”面对这个提议，原本蒋英还有些犹豫，只是钱学森倔强，这种倔强让她心软，也叫她心动，蒋英便投降了。
妹妹却不赞成两人结婚，她向蒋英说：“姐，你真嫁了他是不会幸福的。”妹妹在美国时就听说过钱学森曾经把别人给他介绍的女孩子弄丢这件事，在她看来钱学森木讷又不懂浪漫，很难给蒋英幸福。
因为钱学森的一句邀请，蒋英决定和他结婚，两人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婚礼之后，他们携手前往美国波士顿，并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房子，算作正式安家落户。
家中的摆设虽然简洁朴素，起居间内却摆有一架昂贵的黑色大三角钢琴。这架与周围陈设不相符的钢琴是钱学森送给妻子的第一份礼物。在两人艰难地返回中国后，也设法将这架德国制造的钢琴带了回来，摆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区的家中。
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钱学森忙于科研之余，也会帮助教导初来美国、英语使用还不熟练的蒋英，他在教授中时不时拿英语说俏皮话，逗妻子开心，而蒋英也尝试地将一些德国歌曲翻译成英文哼唱，小小而温馨的房屋中时常传出二人的欢歌笑语。除此之外，两人要是有空，也经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画展。
他们对音乐也好，对画作也好，所喜好的类型都惊人相似，在蒋英看来，丈夫像是自己命中注定的知己。就在这样浓厚的艺术氛围下，两人的婚后生活幸福而安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了！
这个消息传到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们的耳朵里，大家欢欣雀跃，钱学森更是兴奋异常，他多年客居异国，心中满怀对故土牵挂与依恋，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唯一能算作心灵安慰的只有陪伴在侧的爱妻。
而现在日月换新天，正是他回国为国家建设奉献自己力量的时候。他和蒋英商量后，决定夫妻二人即刻回国，报效国家。钱学森购买了前往加拿大的机票，又辞去学校职务，家中的蒋英则收拾行李，将大的家具托付给搬家公司。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回到中国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对当时的钱学森而言，却是艰难至极的。
毛泽东 曾经这样评价过钱学森：“ 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的兵力，但是在我看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要大多啦！ ”美国政府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具有极高价值的钱学森离开。
钱学森对回国的困难是有预料的，购买飞机票后，为了保证顺利出行，他要求去华盛顿拜访海军次长 金贝尔 ，金贝尔毫不客气地给出回答：“你不许离开美国。”
钱学森得到这个不容抗议的答案，经过考虑，他决定让妻子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先回去，而自己暂时待在加利福尼亚。蒋英却没有认同这个处理方案，她紧紧握住丈夫的手，坚定地说道：“ 我不同意，我要和你一起呆在这里。 ”
不久后，移民局来人带走了钱学森。美方给出的解释是钱学森是***产党人，前来美国属于非法入境。他们以此为借口，将钱学森扣押，拘留在特米诺的一个四面临海的小岛上。
蒋英在外设法营救钱学森，她找到律师打官司，美方提出要蒋英上交15000美金的高额保释金才同意释放钱学森。对于身为教授的钱学森而言，15000美金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幸而当时钱学森学生的夫人主动找上门来，提出自己可以援助蒋英。
但即便如此，钱学森也在那个满是非法过境人员和犯罪人员的监狱里被关押了整整15天。等蒋英见到被释放的丈夫时，他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大圈，她试图与钱学森说话，却发现由于这些天的监狱生活，钱学森暂时性地失声了。
美方收了钱后，并没有撤去对钱学森的监管，只是让他离开“监狱”这个地方。他们告知钱学森不能离开美国，并规定其能够活动的范围只有自己居住地30公里之内。
钱学森一家就在美国特工的监视下生活了整整五年，为了防止丈夫和孩子们发生意外，蒋英不敢请保姆，需要一手包揽所有的家务，她原来学习钻研的时间都被这些家庭琐事占用，每天只能挤出一些空闲坚持声乐的锻炼。
除此之外，蒋英遭受的还有来自特工肆无忌惮的恫（ dòng ）吓与威胁。他们时常闯入家中进行搜查，但蒋英却坚强地承担下了这一切，保护着自己的家庭，她的外表是柔弱的，内心却十分刚强。
钱学森与蒋英整日整夜被人监管，他们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也被监听，没有半点隐私可言，没有半点自由可言。
这种恐怖的日子，他们过了整整五年，但是五年的煎熬并没有动摇这个家庭回国的信念，甚至在此期间，钱学森依旧沉下心进行学术研究，写出《工程控制论》与《物理力学讲义》两本著作。
在漫长而压抑的等待后，钱学森与蒋英终于看到了回国的机会。
那一天蒋英打电话去中国城买菜，让他们将自己需要的菜送到家中，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中国人就把东西带来了。蒋英购买的白菜和粉丝被随意地装在篮子里，她起先没有注意，直到在拿出东西时才看到了一本《人民画报》藏在下面。
画报上刊载了一张开国大典上的照片，上面除了毛泽东主席，还有一位她非常熟悉的老人—— 陈叔通 。陈叔通在求是书院里做过老师，曾经教导过钱学森与蒋英两人的父亲，更是钱学森和蒋英的“太老师”。
蒋英根据画报的提示，在和丈夫商量之后，决定设法和陈叔通联系上。但当时他俩寄出的信件都是要被美国特工检查的，为了躲避检查，钱学森写好信件后，蒋英使用左手模仿孩子拙劣的笔迹誊写信封的封面。
两人当天偷偷开车去往一个有许多黑人的超市，蒋英没有将信直接寄往中国，而是寄往生活在比利时的妹妹 蒋华 手中。蒋华非常聪明，她在收到信件后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将信转寄给身在中国的钱均夫。
如此几经辗转，信总算到了 周恩来 总理的手中。此时 王炳南 正在日内瓦与美国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在谈话中美国大使坚决地否认了美国政府方面对钱学森一家的迫害，但是非黑白容不得他颠倒，这封信作为证据被王炳南出示。
在中国方面设法援救下，被软禁的钱学森夫妻接到了一个电话：“你们可以回去了！”两人正将信将疑，不久又收到了一封信件，上面同样告知了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消息。
钱学森与蒋英大喜过望，他们立即订购了船票预备坐船回国。但美方此时并没有放弃对钱学森回国一事的阻挠，他们觉得以钱学森的身份地位不会愿意坐三等舱，就在电话中告知一等舱没有票，如果钱学森执意乘坐这班轮船去往中国，就只能坐三等舱。
然而美方没有料到，钱学森恐怕夜长梦多，毫不犹豫地购买三等舱的船票，准备立刻回到中国。那是1955年的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人顺利地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邮轮出发没多久，住在一等舱的人里有一名极有声望的女权运动领导人，她找到船长，对钱学森竟然住在三等舱一事提出质疑：“ 你们怎么能让一位如此有名的教授住在三等舱呢？ ”
船长迫于无奈，准备在邮轮抵达夏威夷时，将钱学森一家请去一等舱。但钱均夫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告诫他们不要在中途随意下船，因为在离开美国国境后，无论出了什么事情，美方都是不承担责任的。
两人就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中随船一路抵达九龙，直到他们坐小船到了罗湖桥，看到岸上的红旗与迎接他们的人，才彻底放下心来。
9月18日，国外多家报纸杂志报道了有关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的消息。
回国之后，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里工作，当时她的普通话并不好，为了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热爱的舞台，她勤学苦练，更是向老艺人拜师，但她回归舞台放声歌唱的事情却并不顺利。
这个家庭中，上有三位老人需要照顾，下又有一双儿女，钱学森更是经常为了研究需要亲临一线基地，他每回去基地，往往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
甚至有一回，钱学森离家出差后，蒋英整整一个多月都没得到丈夫的消息，她无法遏制心中的担忧，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的近况，五院的同志明白她的焦虑，虽然安慰了她，但能说的信息也只有钱学森外出出差暂时无法回来。蒋英知道事关国家机密，于是没有再问。
也因为这种情况，一家老小生活只能靠蒋英一人操持，要她再去外地进行巡演是不可能的，领导也考虑到这个情况，觉得她实在不适合在歌剧院工作，提出将她调去稳定的音乐学院教书。
那时的蒋英是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在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舞台这个消息后，最开始她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她也明白这是中央领导在照顾她家的困难，于是她压下了自己对舞台的向往，转去幕后，成为了一音乐教育家。
但蒋英并没有因为无法登台就放弃自己的艺术事业，只要是遇到合适的机会，如学校的毕业演出，她都会登台。而在这时，钱学森会尽可能到现场观看妻子的表演。但钱学森毕竟工作繁忙，在实在无法到场时，蒋英会把自己的演出录制下来，等钱学森闲暇时观看。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投身音乐教育事业的蒋英做出的成绩同样斐然，她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历任声乐系教授、教研主任、歌剧系副主任，亲手栽培出了傅海静、祝爱兰、姜咏等在国际乐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杰出音乐家。
他们夫妻二人，一个专注于科学研究，另一个则专注于艺术，这种工作方向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夫妻生活，相反，他们表现出了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的最完美模式。比如，钱学森出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这本书的英译名就是蒋英定下的，而蒋英也耗费了几个月的辛苦，参与组织指导《星光灿烂》音乐会，她将这场音乐会献给航天人，也借它歌颂航天工作者的艰辛与伟大。
在“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活动——艺术与科学研讨会”上，钱学森本要亲自到场，但他由于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他写下发言稿，委托自己的女儿在会上进行宣读，在发言中，他毫无避讳地表达了自己对蒋英的爱意与敬重。
他将自己科研生涯中所作成就一半都归功于爱妻，就好像2001年，香港霍英东奖评奖委员会授予钱学森“霍英东杰出奖”时，钱学森对蒋英调侃了一句：“奖归我，钱归你。”
这话表面上看是在说奖项与奖金的分配，但却俏皮地用了谐音，钱学森真正在说的，是“蒋（奖）英是我的，钱学森是你的”。 他们夫妻一体，是地上生出的连理枝，也是水中长出的并蒂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这两位分别在科研与艺术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日常生活中却秉持简朴不张扬的态度。两人回国后过着和普通人家没有差别的生活，所住的房子是50年代时建起的红砖老楼，家中的摆设与家具也是简单而低调，除了那架从美国带回来的名贵钢琴，最有价值的应该是那些摆放整齐、数量繁多的书籍。
有关部门曾经多次提出要给钱学森和蒋英安排更舒适的住宅，但他们不想因为个人生活给国家添任何麻烦，于是辞谢了国家的美意。在简朴生活中积攒下的金钱，他们也没有打算保留，而是拿去扶贫济困，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
他们就这样平凡而纯粹地携手***度完这一生，2009年的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过世，而三年之后，2012年的2月5日，蒋英也离开了人间。他们相濡以沫62年，同经苦难，同迎盛世，用生命***同奏出了一曲科学与音乐的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