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尖刀杀人，并挖取他的心肝挖出有何蕴意

中国古代对犯罪之人的最重刑罚是死刑，也称极刑。战国前称大辟。其主要方式在先秦时有炮烙、剖腹、醢、脯、戮、斩、焚、罄、辜等。尤以凌迟最为残忍。战国及秦，又有凿颠、烹、抽胁、车裂、囊扑、枭首、腰斩、弃市等。汉初以腰斩、弃市、枭首为主。北魏有轘、腰斩、殊死（断头）、弃市四等，后改为枭首、斩、绞三等。北齐、北周因袭不改。隋、唐定死刑为斩、绞两等。五代和宋大抵仿效隋律，此外，有不载于律书的凌迟。辽初还有投悬崖、射鬼箭、五车轘、生瘗、炮掷等。金代有击脑。此外，历代封建王朝法外酷刑从未间断，棒杀、剥皮和醢等屡见不鲜。凌迟亦作“陵迟”，俗称“剐”。据载："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意思是说凌迟的方法是用锋利的小刀在全身划出一个个口子，一刀刀切碎身上的肉，让全身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男则去势，女则幽闭，都是指宫刑。挖出内脏使其毙命。将尸体分解后，把骨头切碎。有记载称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肝心联络而呻痛之声未息"。就是说，受刑者身上只剩白骨了，嘴和眼睛都还在动；肝和心都挖出来了，痛苦的呻吟声还没有停止。凌迟始于宋仁宗，熙宁之后应用渐多；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公然把它列为死刑名目。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死刑，但历代行刑之法不尽相同，《宋史*刑法志》：“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就是把活人零刀割死。取的就是一个“慢”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此刑法。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作为法外之刑，始于五代。依陆游所记：“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公元九四六年，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第二任皇帝石重贵下令不再使用凌迟之刑。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赵匡胤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赵恒时，内官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赵恒下诏命令将俘虏转运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赵顼时，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赵祯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公元一零七五年，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事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剐”字原作“*（这个字打不出来）”，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另”，明朱国帧《通幡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另之”。并注解说，另，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讲传》第二十六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字：“剐！”上坐，下抬；破鼓响，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後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复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如《水游传》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从上面所引《水浒传》中的两段，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况，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的作法是基本一致的。辽代凌迟始定为正式刑名。《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明代律文没有凌迟，而入于《大诰》。清代《大情律例》有凌迟条，公元一九零六年删去。历代封建统治者，多用凌迟处置犯所谓“十恶”中的“谋反”、“谋叛”、“大逆”、“恶逆”等罪的人。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无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车裂也称为"轘"、"轘裂"、"车磔（音折）"。即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马车上，让五马同时奔驰，撕裂躯体。在周代就有了轘刑。《左传·宣公十一年》："杀夏征舒，轘诸栗门。"战国时商鞅被车裂。这种残酷的刑罚后来被的暴君使用。秦始皇车裂嫪毐（音涝矮）。东汉车裂张角别党马元义。三国时孙皓车裂张俊。北魏、北齐、北周都有轘裂。隋律废除轘裂，但隋炀帝对杨玄感复行轘裂。唐以后基本不用此刑，仅《辽史·刑法志》载"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此种死刑通常使用于统治末期。磔分裂肢体后悬首张尸示众的酷刑，又称为辜、搏、磐等。《周礼·秋官·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杀王之亲者，辜之"。秦时又称为矺死。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并磔于弃市，凡非妖逆不得用磔。隋、唐以后，磔不见于正律，但历代统治者仍在法外施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将领导大都人民打死回回官僚阿合马的王著等人磔杀。明代对"谋反"、"大逆"等重罪也常施以磔刑。《明史·刑法志》："后磔流贼赵遂等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外刑罚。定杀：即投入水中淹死。秦简载："疠（音厉）者有罪，定杀。"即麻风病人犯罪，就将他投入水中淹死。秦后无定杀规定，但见于将罪犯投水淹死的刑罚。如曹魏的"污（音乌）潴"，北魏的"沉渊"，宋时的"水淹"。定杀可能是最少使用的一种死刑。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将尸体示众。《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秦法："又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秦后历代均采用弃市执行死刑。枭首斩下人头，悬于木杆上示众。《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嫪毐作乱，败。其徒"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殉，灭其宗。"汉承秦制，对谋反、大逆用枭首刑，如汉高祖"枭故塞王欣投于x阳市"。晋时张斐《律序》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罪之小。"南北朝时，梁律大罪为枭首；陈同；北魏、北周也有枭首刑。隋除之。明、清对强盗罪施用枭首刑。戮对死刑罪犯刑辱示众。秦时是刑辱示众后斩杀，晋是"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此时是"陈尸为戮"。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定有《戮尸条例》，谋杀祖父母、父母者戮尸。清代扩大到对凡杀死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者，均戮尸。其后更推广到强盗案件，凡斩、枭犯在监死亡者，均戮尸。清末废止。剖腹同"剖心"，即剖腹取心，是法外酷刑的一种。宋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在镇压广西欧希范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时，用"剖腹"然后"醢"之酷刑残杀欧希范等人。斩使犯人身首异处的死刑，汉时也称"殊死"。始见于周。《释名·释丧制》："斫（音啄）头曰斩，斫腰曰腰斩。"秦代死刑中有斩、腰斩，汉、魏死刑中有腰斩，晋、南朝宋有斩，北朝北魏有斩、腰斩，北齐、北周有斩，隋、唐死刑为斩、绞，五代及宋、辽、金、元、明、清法定死刑为斩。可见，斩时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死刑方式。绞对判死刑的人用帛、绳等勒死或用绞刑架绞死的刑罚。绞可保留全尸，故绞为轻。周时即有绞刑。绞刑作为法定刑初见于北齐、北周。晋魏以后，弃市即绞。隋定死刑为斩、绞两等，唐随之，从此除元有斩无绞外，其他各朝均将绞刑列为正刑之内，直至清末。棒杀也称笞杀、"杖杀"、"捶杀"，即用木棒、竹板打死人的刑罚，也是中国古代法外的酷刑。主要事针对朝廷官员。死刑是中国古代五刑之一，五刑的其他四种都是罚刑。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犯罪者使用的五种刑罚手段的总称。有关五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流宥五刑”。“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又《大禹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谟》还记载，有一次皋陶问禹：“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说：“女言致可绩行”。五刑的具体名称，见于《尚书·吕刑》的为：墨、劓、剕、宫、大辟；见于《周礼·秋官·司刑》的为墨、劓、宫、刖、杀。五刑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中国从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就开始有了刑罚。汉应劭《风俗通》说：“夏禹始作肉刑”。《国语·鲁语上》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说明禹己开始用刑罚手段，惩罚迟到的防风氏。《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汉书·刑法志》也说：“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夏代刑罚的具体情况己不可考，周代的刑罚则略详于夏代，墨、劓、宫、刖、大辟等在古文献和甲骨文中都有记载。西周的刑罚制度，据《周礼·秋官》说：司刑之职“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罚五百，杀罪五百”。这是周初的情况，到姬满时期，由于阶级斗争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于是命甫侯“作修刑辟”，定：“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这次修订比原来增加了五百条，但五刑制度未变。从文献资料看，西周己较普遍地施行墨、劓、宫、刖、大辟五种刑罚。西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劳动力以及缓和阶级矛盾，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曾宣布废除肉刑，以笞、杖来代替。虽然终汉之世，肉刑并未真正废除，但是，夏、商、周以来的传统五刑制度，己开始发生变化。封建地主阶级从他们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即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使其保持劳动能力，比单纯地切断肢体、割裂肌肤更为有利。所以自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不断有关于除、复肉刑之议，并对原有的五刑屡加更定。至北齐，己确定鞭、杖、耐（后为徒刑）、流、死为五刑。到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隋、唐时期，商周以来的墨、劓、宫、刖、大辟五刑制度，终于为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所代替。这是中国古代刑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的阶段。新的五刑制度直至明、清沿用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