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头秧歌的民间社火

社为土地之神，社火是祭祀土神之火。祭社是我国十二腊祭的一种遗俗。古代社火之日，乡民举行迎神赛会，以鼓乐、仪杖、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王明清《挥尘前录》卷四中载：“李定文亦奇，欲予赛神会。”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赛神中介绍“赛社”（即社火）：“农事毕，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作乐。”宋代范成大《石湖集》二三卷“上元纪关中节物”中有诗句：“颠狂社舞呈”，并注云：“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上述我国古代这种迎神赛会的社火活动，至今在伞头秧歌中仍有明显的痕迹。首先是当地民间一直把闹秧歌也称作“闹社会”、“闹社火”、“闹红火”、“闹会子”等等。这里所说的“社”与“会”，显然同我国古代的“赛社”与“赛会”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在活动时间上，伞头秧歌都集中在春节期间，这正是一年农事完毕之后，人们一面欢庆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在活动形式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据《临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版）风俗志载：“元宵，张灯结彩，献戏，赛毕，各坊社醵金合脯，谓之破盘。”这里所说的“醵金合脯”，就是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各社措钱大家一起吃喝一顿。这一习俗至今尚存，恰与古代的“相与饮酒作乐”吻合。又据《临县志》（民国六年版）艺文志中刘如兰的一首“竹枝词”：

秧歌队队演村农，

花鼓斑衣一路行，

东社穿来西社去，

入门先唱喜重重。

末尾注云：“新春田家多扮秧歌相互为乐。”这首竹枝词比较准确地记录了伞头秧歌在民国初年的表演形式、演唱内容、活动时间和演出习俗。“秧歌队队”，说明闹秧歌的地方很多，“花鼓斑衣”指秧歌队的装扮，同时也道出了相互交流的活动形式和入门先唱祝福贺喜之词的习俗。这正好和现今的伞头秧歌以及山西众多社火秧歌的活动形式相一致。其中“东社穿来西社去”又与我国古代迎神赛会时“周游街巷”的习俗相同。

从活动内容上分析，祭神拜庙一直是伞头秧歌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虽经多次破除迷信运动，但在民间这一习俗仍然流传不止。秧歌出场的第一天，必须由社主或纠首领上秧歌队，端着水酒、祭品到村外祭祀风神、雨神、田神、谷神、河神等等，并拜谒大大小小的庙宇。行祭时所有人员一起跪拜，社主焚香献酒，伞头跪唱祭祀秧歌。内容多为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收，人口平安。郭丕汉先生在民间采访时，曾收集到不少这类秧歌唱词，现选录几首于下：

「拜风神」

风神爷爷显一显灵，

行雨离不开你铺云，

你老家掩住半扇扇门，

千万不要叫起黄尘。

「拜观音庙」

锣鼓打得将军令，

观音老母在上听，

你老给咱多显灵，

保佑全村都安宁。

从以上两首秧歌，我们可以看出它有着浓厚的祭祀遗俗。此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伞头秧歌“祭瘟神”的习俗，它与我国古代傩舞又有极为相似之处。据《吕氏春秋．季冬》载有“命有司大傩”句，高诱注释：“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曰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百二十人为伥子，皆赤帻皂制，执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者三过，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水中。”这种驱邪逐疫的歌舞活动，开始只在宫庭里举行，到春秋时已遍及乡村。《论语．乡党》篇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指孔子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村的傩舞。

到目前为止，一些偏远山区，闹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结束时（一般都是日落之后），还要举行送瘟仪式。即由社家事先制作一条小船，多为高粱杆扎成，并糊上色纸。讲究的地方用木头制成，船上设置灯和一纸人，象征瘟神，或者只写个瘟神的牌位。由秧歌队护送至河边，人们焚香叩拜之后，伞头唱一首送别秧歌，当即将纸船（或木船）放入水中漂走。送瘟之后秧歌活动便告结束。返回村时偃旗息鼓，大家谁也不再说话。此俗凡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都将瘟神送入黄河。离黄河远的山村，则用一只大红公鸡代替纸船发送瘟神，行至最高的山顶上将公鸡朝沟里放飞。

伞头秧歌这种“送瘟”遗俗，与古代傩舞的“逐疫”如此之相似，这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伞头秧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艺术，它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祭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