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希贤
文 | 河东狮子
1997年2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按照他生前的心愿， 离世后捐献角膜，解剖遗体，将骨灰撒入大海，把一切毫无保留的献给祖国和人民！
然而，这个亿万中华儿女在心中呼唤的同一个名字——邓小平， 自16岁离家求学后，他一生都未回到家乡，与父母分别的那一年也成了永别 。
可以说，若是没有他的父亲——邓绍昌的远见卓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或将少了这么一位闪耀的巨星。
1904年8月，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这里也是他生活了整整16年的老家，关于他的家境，邓小平的三女儿毛毛曾在 《我的父亲邓小平》 一书中有过叙述：
这份家业之后就由 邓绍昌 接手了。
虽然邓小平出生于一个还算不错的旧 社会 家庭，但 父亲邓绍昌思想比较新潮，他早年在成都政法学校读书时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 ，后来又参加了民间一种帮会组织“袍哥会”，又叫哥老会，还做到了首领“掌旗大爷”的位置，人们称他为“三爷”。
看着颇有些江湖之气。
而他给儿子取名就更霸气了，按照家族的字辈排名， 儿子名叫“邓先圣”，后来私塾先生觉得这两字比被称为圣人的孔子，还要“圣”，就改成了“邓希贤”。
此名一直用到他后来投身革命事业，才自己改成了邓小平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
邓绍昌在乡间颇有威望，他为人仗义，办事公正，经常乐善好施，还成为了贫苦农乡的代言人，哪家有纠纷了，哪家遇到难事了，基本都会来找他帮忙和调节。
有句话叫 “一个好的母亲抵得上一百个学校的老师”， 而邓小平的母亲淡氏为人十分热情，她总是尽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
曾经在邓家做过佃农的一户人家，要求退佃出去谋生，结果很快就迫于生活的艰辛而回来了，他很是难为情的找到淡氏希望能够再帮他一下，邓母二话没说就打扫出一间空房给这对夫妻居住，并帮他重新找了门差事。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被早早的送到了私塾读书。
那时候他学的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这些启蒙读物，这时候他的天资就开始显露出来了，不仅每本书背诵无误，还写了一手极其流畅的毛笔字。
看到儿子如此聪慧，邓绍昌又惊又喜，他不仅无条件的支持儿子读书，更是风雨无阻的接送他。
而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邓绍昌看到了儿子不同凡响的品格。
在北山小学时，有一次他得知一位小同学的妹妹得了重病发烧不退，可是家里已经穷困潦倒根本请不起医生。
如果这样下去的同学的妹妹很难活下来，几经思索之后，他从父亲那里“偷”来5块银元，悄悄塞给了同学让他赶紧给妹妹治病。
要知道，当时的5块银元，足够买500斤的大米，若非救人心切他绝不会这么做的。
几天之后邓绍昌发现丢了钱，他把全家人召集起来询问，邓小平不等父亲发问，就主动站了出来只说是自己拿了钱，并递给了父亲一根棍子。
十分生气的邓绍昌给了他一顿打，等到怒气平息了点后，总觉得儿子平常那么节俭，给他的零花钱都舍不得用怎么会偷钱呢？
父子两沟通了一番，在得知真相后，他很是感动，可是为什么儿子在被打之前不替自己辩解呢？
原来在邓小平心里有一杆秤： 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错了就该受罚。
邓绍昌紧紧地把儿子搂在怀里，在这个小小少年的身上，他看到了儿子身上那强烈的责任感与同情心，若是给他更好的教育，日后必有出息。
果然，严父出才子，到了1918年，14岁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了革命军成为了新兵训练的营长，因为在乡里受人尊敬又颇具影响力，所以当权者想要拉拢他。
可是邓绍昌刚正不阿并不愿意同流合污，最终受到排挤，在县里做了两年团练局局长后被撤换，不得已去了重庆避难。
当时的教育家吴玉章先生为了青年学子的未来，预备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发动了 社会 各界名流捐款两万多元，在重庆开办了留法预备分分校。
学制一年制，毕业后去法国。
邓绍昌知道以后，就写信回家问儿子想不想去，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若想救国，就必须得“师夷长技以制夷”。
邓小平非常愿意，他希望在这乱世之中博弈，谋求国家和自己的出路。
可是邓小平的母亲因为疼爱儿子，她十分反对，很害怕这一别再难相见，在家人的说服下她终于同意了。
邓小平顺利考上留法预备学校后，困难还是来了。
因为是自费生，留学法国，就需要钱，足足300元！学校只补助一点点。想象一下，当时5块大洋都能买一头牛，300银元是一笔极大的数目。
为了支持儿子出国留学，邓绍昌回到广安， 他不仅变卖了家中大部分的存粮，又变卖了家中的一部分田产，又向外面借了一些，最终东拼西凑出300元钱。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因为家里也不是大富农，又要养那么多人，这简直是败家子的行为，可是邓父毅然变卖了家产，将儿子送上了留学的道路。
这一刻，邓小平懂得了什么是父爱如山，他更是深知这笔钱的不易，到了法国后几乎没再向家里要钱，16岁的他为了养活自己做过太多劳累艰苦的杂活，经常忙到筋疲力尽。
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产党”。
从此开始了他轰轰烈烈而又传奇跌宕的革命道路。
在接受西方的教育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段与旧 社会 包办婚姻作斗争的经历， 邓绍昌虽然思想开明但为人颇有江湖义气，他与一位姓唐人士交情极好，为了能够亲上加亲，两人就给自己的儿女定下娃娃亲。
在他们的眼里这门亲事称得上是一门好姻缘，可是在接受西方教育后，受到了革命启蒙思想的邓小平已经不能够接受这样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这与他的人生信仰相违背。
那时的他，已经从法国又去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他寄出家书： 第一，因为革命道路越发危险而又漫长，恐连累家人以后不能回家，也顾及不到家人了，希望父母保重身体。
第二，要求解除娃娃亲，这样的旧式婚约，不仅耽误那位姑娘的未来，也与自己的信仰相违背。
邓绍昌收到信后当时强烈反对，他把情义看得很重，可是邓小平执意退婚，又再次回信，邓绍昌知道儿子的性格，无奈之下只有应允。
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那个唐姓女孩子，最后由父亲邓绍昌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将她嫁了出去。
这段往事，也是根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自传》中的回忆，才被后人知晓。
192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越发严峻，为了不让敌人抓到，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
他也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令人遗憾的是，他早年的家书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中也没有保存下来。
令邓小平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16岁赴法国留学，父子两在重庆见过一面后，他再也没有回家，16岁那年的相见，竟然了永别。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晚年回忆：
更令人心痛的是，1936年，邓绍昌因为被害而离世，年仅50岁。 普遍的说法是他在重庆回老家的路上，经过南充而被杀害。
这位刚正不阿，侠肝义胆的父亲，宁愿变卖家产也要供儿子读书，走上救国的道路，而他自己再也不看不到儿子成为开国元勋，胜利归来的那一天。
而邓小平自己， 自从16岁离开四川广安的老家，一直到去世也没回去过，他曾作为党的领导人9次去四川视察都是过家门而不入。
我们不知道伟人的“怕”是因为近乡情怯，还是因为早已登上高峰的他怕太过兴师动众，或许是那里有着16岁一别终生未能相见的父亲，太过深爱，太怕“相见”。
因为啊，人生总有遗憾，回首才知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