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学的课题和论文

2003年考入复旦的李开学，是政治学教授浦兴祖曾经带过的十名博士生之一，李和同一年考入复旦的曹绪飞，当初报考的是复旦另外两位博导，后被调整到浦兴祖门下，成为浦门弟子中的两名开山大弟子，一点区别是，李开学是脱产读博，而曹是在浦东区委工作的在职博士生。

在去世半个月前的2008年春节，李开学曾发短信给导师浦兴祖拜年，浦对这个短信印象很深，因为李开学很少见地称他为“恩师”。浦兴祖回忆，他也很高兴地给李开学回短信，祝他在新的一年“顺利通过论文，满意解决就业”。短信里浦没忘加上一句，要求李开学在新学期初预答辩前，把写好的论文给他看看。

浦兴祖和郑明回忆，李开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研究，经过讨论最后定为相对准确一点的《超省级结构研究》。

按照复旦的规定，博士论文要过五关，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论文盲审、答辩。浦兴祖的苦衷是，这个开山大弟子的论文，始终没能通过预答辩这一关。一直到李去世，四年半时间，他只看到过李提交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那还是在2007年3月的一次预答辩现场，这也是李开学唯一参加过的一次论文预答辩。

李开学拿着这一章论文直接来到现场，表示要在预答辩通过后的一个月内拼一下，把后面的四章赶出来参加盲审。浦兴祖回忆，预答辩席上一位陈姓老师不同意，对李开学说，开学啊，还有两三个礼拜你怎么拼？要拼四章，你会把命拼掉的，你还是推迟吧。1年前这个后来被指称一语成谶的细节，也给担任现场记录秘书的郑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到座位后的李开学随后陷入短暂沉默，嘟囔了一句，“不让我试着冲一下，我还不如退学呢。”郑明很清晰地记得，听到这话他怕事情闹僵，赶紧扯了扯大师兄衣角。

预答辩结束后，一位老师对浦兴祖说，今天有的同学本就不应该来参加答辩的。对这一隐晦的批评，浦兴祖有点恼火，他当场回应说：“又不是我要他来的，他自己只写了一章就跑到现场来了，我又不能说不要他参加。”

郭湘说，今年65岁的浦兴祖，是大陆恢复政治学后第一批政治学者，却在复旦的博导资格评定上颇历坎坷，直到2003年1月才获最终资格认定，对此有几分敏感，当可理解。

而李的懊丧也自有原因，这是他第三次折在预答辩这一关上。而此前的三年，他的相当部分时间，都在参与浦兴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和国政治制度史》，并担任第一卷副主编。这也是李开学出事后，网络上出现“复旦博士被逼死在书桌前”声音的主要原因。

浦兴祖承认自李开学2003年考入复旦始，就已进入这个课题，另外两名博士生郑明、王芳也随后参与进来。浦兴祖一开始即对李开学提出要求，希望他把做课题和写论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两不误。在得到家属授权进入李开学工作邮箱后，记者发现其往来邮件也显示，自进入复旦以来的3年时间，参与这个课题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浦门子弟会定期在浦兴祖家里聚会，称为“聊学”。2005年6月13日的一次“聊学”中，李开学阐明了其对1949-1956年阶段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写作框架。次年3月19日，浦兴祖在给李等博士生的群发邮件中提出：“时间无情而逝，进度越发急迫。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盼各位抓紧撰、改、审。”5月25日的一份邮件里，浦兴祖要求课题组成员“7月底一定要写出全部初稿，故必须以时限为第一，10来天一章，至少将前一、二年收集的资料进行初步梳理与分析，先形成一个框架，质量待8、9两月再提升。”8月3日，浦兴祖专门给李开学发邮件，明确提出“盼你集中精力，进度优先，兼顾质量，尽快逐一推出新稿(要倒计时，规划一下，多长时间一章)。”

这些往来邮件还提到关于诸如署名等学术规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在前，老师在后。特殊情况下，如果初稿较成熟，老师不用太费力，则属博士生一人名字；若老师费了很大力气，则老师在前，学生在后。其他老师的审阅工作与有关人员的贡献也都在各卷上写明。”

必须承认，几乎每封邮件里，浦兴祖都不忘劝大家劳逸结合注意身体。

浦兴祖很快发现问题，李开学的进度明显比其他人要慢，甚至影响到了博士论文写作，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前述2007年3月那次失败的预答辩前，李开学未能做好2006年春、秋季的两次预答辩准备。

对此前网络上认为导师让李开学做课题影响了做博士论文的看法，浦兴祖觉得委屈。郑明回忆，其实此期间浦兴祖曾经两次让他悄悄传话征求李开学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放弃课题集中精力做论文。浦兴祖解释，之所以不对李开学直接说，是担心伤害这个年龄最大的大弟子的自尊心。但李开学每次的答复都是“问题不大，有信心搞出来”。“我是湖北人，老师放心，我们湖北人都很剽悍的！”浦兴祖对李开学的这个回答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