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独为什么流行

以数独为首的脑筋激荡游戏在中国快速流行，正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了自己的大脑缺少真正的挑战。尤其是在数字信息时代，知识获取变得易如反掌的时代，纯粹的脑筋激荡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端坐在法航从巴黎戴高乐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将空中客车飞机经济舱上那块6英寸液晶屏上的各种娱乐设施玩了个遍，3部电影都只看了一半，外加试玩了6个视频游戏，飞机还没越过乌拉尔山脉，身体却不自觉地已经开始对长途飞行产生了厌倦。可紧挨着的一位女士却一直手捧着一个活页小册子，用带橡皮头的铅笔写了擦，擦了写，在方格子间推理逻辑关系的数独游戏似乎魅力十足。同行的旅客中我至少还发现另3位也在进行类似的笔纸间冥思，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放弃丰富的飞机电子娱乐，而干坐在位子上跟小册子较劲呢。

“2007年民间最流行的自娱自乐绝对是数独。”22岁的赵智即将大学毕业，他坐在宿舍的床板上说，“在大三没有高等数学课程之后，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网络游戏我也泡过一年，麻将、扑克也沉迷过，可都太占用时间了，现在看来并不好玩了，并不能真正填补我那种缺少大脑运转的真空感，直到2006年暑假我玩起了数独游戏。”

数独的中国流行确实非常突然，在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刊登第一个数独益智游戏的18个月后，国内的《信息时报》就连载起了数独题目，那些玩了近10年《南方周末》版本“小强填字”的人们，突然发现数独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填字更简便，也更考验智商。赵智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不管是英文填字，还是中文填字，我觉得更考验的是词汇量，智力思维难度还不够强烈，而数独就是数字推理题，本质上跟电脑中的扫雷一样，极端考验我的大脑。”

昨天的天才在今天却是傻瓜，这是社会心理学家卡米·斯库勒在研究心理学弗林效应时所做结论的副产品，也就是让上世纪20年代IQ数值居前10%的人，穿梭时光参与80年后的智力测验，20年代的智商数值只能排在当代人50%的大多数人之后。史蒂文·约翰逊那本《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很多观点早已赢得了学术界和民间的一致认可。尤其对于那些笃信电子游戏无用论的家长，史蒂文·约翰逊评估计算出媒介活动提高智商的理论，深深颠覆了以往对电子游戏的很多非议。在史蒂文·约翰逊看来，电视、游戏、互联网和电影，构成了媒介与大众文化对全体人类智商提高的科学力，在过去46年内美国人的智商提高了13.8%。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让知识获取变得容易且廉价，人人都成了活Google。信仰科技改变文明生活不再是空谈，可面对这种科技进步带来的智力提升，为什么却突然很多人迷恋起了数独这类传统益智项目呢？难道是那些数独迷嫌史蒂文·约翰逊那套媒介和大众文化促进智商的理论效率太慢，数独迷期望给自己开小灶，以让自己更聪明吗？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史蒂文·约翰逊那本《坏事变好事》就会发现，真正最有效的智力提升来自于使用推理的独立逻辑思想，那些80年代出生的孩子可以不看说明书就拆封使用一件电器，而他的父母却肯定先把说明书看明白再说。悬疑电影激发了人们的发散性思维，电子游戏则直接提升了视觉识别的推理能力，在互联网上巧妙地掩盖真实身份，刻画出一个虚拟身份，并以这个杜撰出来的身份与别人进行交流本身就充满了假设思维。每当有更小巧的数字计算工具出现，总有工程师在饭桌上将此问题讨论引到考生上，为什么不让考生使用这些电子工具呢，如果按照科学技术促进人类文明的宏观理论，使用电子工具的外脑辅助是可行的，尤其是在一些纯粹数字运算上。与这个问题对应的事情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高中，学生们可以在考地理、历史等科目时候使用Google搜索信息，这无疑与传统考试记忆思路背道而驰，而设计考试的老师的解答很具借鉴意义:“不要指望学生依靠这点书本知识去参加智力竞赛拿奖金，离开学校没多久他们就记不得这些地理、历史信息了，学生们需要的仅仅是何时何地查询到需要的信息。在如今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能准确便捷找到答案才是高效率的成功。”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数独会突然流行，魔方和华容道在80年代带来的全民脑筋激荡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