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蝗虫
2003年，艾玛收到香港大学的录取书，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有了人生第一份收入 ：每月1.3万港币的奖学金。那时，香港刚被沙士病毒席卷，人心惶惶，楼市暴跌。2005年初，父母给了我26万港币做首期，加上我存的奖学金，申请贷款 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公寓 ：在因沙士病毒而一疫成名的淘大花园，40平米的小两房，总价107万。2005年底，我硕士毕业，与一位公屋（政府廉租房）长大的土生土长香港人 结婚 ，从此在香港落地生根，开启了我北女南嫁的14年。
“ 北女 ”是香港人对大陆女孩的称呼，带些贬义，有些歧视。更常听到的是“北姑”，形容穿着乡土，带严重口音的大陆女孩。这词汇，在我结婚的时候，我是未曾听过的。
我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老师同学们都谦和有礼，没觉得有一丁点的歧视。一毕业就嫁给了香港人，老公的亲友也是如此，跟我聊天时，眼睛闪闪地注视着你，充满了温柔的善意。那时候，部分沿海城市刚刚开启了来港自由行，香港人看到突然增加了那么多购买力，一开始是比较欣喜的。
婚后头两年，夫妻俩因价值观、生活习惯和柴米油盐也常有些摩擦。老公家之前住公屋，算是赤贫一族。我家经济好一些，算小康。加之我工作上也都顺风顺水，所以，在家里身板儿要硬一些，公婆也较尊重。
又过了几年磨合期，我们俩就只是偶有龃龉了，再没有大吵过。
2014年，我们在香港元朗买了一套依山傍水的小别墅，两层小楼，还附带90平米的花园。小区里有大片大片的草坪，有泳池、健身房、壁球馆、桌球馆、乒乓球馆、高尔夫练习室、好几个网球场、好几个儿童游乐场。菜场超市银行邮局诊所一应俱全，连教堂、消防局、幼儿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都有。家家户户至少有两辆私家车。小区还有前往中环、尖沙咀、荃湾、元朗、上水等直达巴士。偶尔去会所餐厅吃饭，还能遇到住在这里的几个著名影星。
当时我不知道， 这里离“悲情城市”只有14分钟车程 。
我依旧每天过着甜蜜的小日子。坐小区专用直达巴士，30分钟到达繁华的中环上班。中午，在置地广场和各大奢侈品店闲逛，时不时跟同事们试吃一下米其林餐。下午，再坐小区巴士回到元朗的家。一路看夕阳照在青马大桥上，慢慢落入海平面；看一艘艘游艇安静地停泊在海湾上；看周围从石头森林逐渐变得郁郁葱葱——岁月万般静好。
在小区里，我也结识了几位像我一样嫁来香港的大陆姐妹。一个四十多岁的姐姐，生了3个孩子，和香港丈夫一起做儿童读物出版生意，三天两头去海外出差参展。夫妻和睦。去年生日，老公送了一辆火红色的捷豹。另外一位姐姐，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认识了香港长大的先生，就一起跟了过来，和老公各有各忙，生活也很精彩。身边留在香港工作生活的南嫁北女们，虽然各家有各家的烦恼，但总体来说，都是正常乐观的生活着。
我也从新闻里听说一些陆港婚姻的负面新闻，但听过就算了，实在没往心里去。我看到的都是来自香港人的善意。一如，读书时候问路，路人因为语言不通怕我不明白，带着我连走了几个路口；工作时候，陪女友下楼抽烟，路人专门停车下来劝女友戒烟；就算在facebook上不停咒骂大陆人的老公的发小，见到我也是矜持守礼。
于是，我一直觉得，香港就是如此美好，一如王家卫电影和亦舒小说里描绘的一样精致华美，目光之所及是一栋栋高耸的摩天大楼，是日夜川流不息的车潮，是觥筹交错的霓裳鬓影。
直到2015年，我第二个孩子出世。因为菲佣未婚，不会带小孩，我又通过中介请了一位月嫂（香港叫“陪月”）。这月嫂叫芳姐，是湖南妹子，8年前嫁来香港，住在天水围，丈夫比她大18岁，曾是建筑工人，有两个孩子。背景很像2004年灭门案的主角。事实上，很多天水围人就是如此。
产假无聊，儿子也乖，吃了就睡。于是，常与芳姐聊天。这是我第一次深入了解车程14分钟以外的那个地方。
天水围，处于香港新界西部的元朗区，原本是一大片红树林池塘。1987年，政府开始池塘填土建设新市镇。如今，天水围占地约430公顷，除了三个私人屋苑以外，***有11个公屋楼盘（政府廉租房）和6个居屋屋苑（相当于经济适用房）。居住人口约为30万。其中 85%的居民生活在公屋和居屋里 。
整个天水围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部不仅有地铁直达红磡，还有李嘉诚旗下的私人楼宇。区内大多数康文设施如置富嘉湖商城、天水围公园、天柏路公园、天水围运动场等都设立在此。 而北部的人口密度是南部的三倍，集中了天水围80%的公屋居民。
芳姐住的就是天水围北部的公屋。他们一家四口，每月1200的租金，住在约30平方米的公屋中。厕所不足1平方米，淋浴就在马桶上面。厨房也必须侧身进入，容不下第二个人。
电影《一念无明》围绕了两个天水围家庭展开。下面这张剧照真实地反应了公屋的居住状况。那些公屋密密麻麻的小窗格里，住着香港最贫穷的一批人，其中很多和我一样，是从大陆嫁过来的北女。
天水围属于居住型的卫星城，私人楼宇比例太低，穷人聚居，只有少数餐饮、服务业可吸纳就业。不像其他区域，公屋走几步就是私人楼宇，里面居住着大量的中产阶层，至少可以做他们的家务助理。所属的元朗区人口稠密，提供的工作机会也有限，绝大部分天水围人都要出区工作。
2003年以后，天水围的交通状况稍有好转，不仅有巴士，还开通了轻铁和西铁。但是外出工作，还是路途遥远，费用昂贵。如前往港岛，往返接近100，去尖沙咀往返要30多，就算去葵青也要20左右。 很多南嫁的北女，来香港十多年，却从来没去过尖沙咀、中环，更没上过太平山顶看夜景，没去过张爱玲笔下的浅水湾。她们只能算是“天水围人”，而不是“香港人”。
就算他们外出工作，也只能找到保安，商场销售，餐厅侍应、洗碗工和清洁类的职位，每天工作时间长，收入也不会超过8-9千，甚至更少。而且这个月还有工作，下个月可能就没有了。但与其他区相比，他们往返工作场所的时间要多两个多小时。
因此，很多人都选择留在天水围不工作，靠领政府综合援助金生活。其中，陆港婚姻家庭数量众多，以致给本地人以错觉，北女南嫁就是冲着钱，冲着政府补助而来。激进分子把大陆人称为“蝗虫”，这也是原因之一。
芳姐的老公比她大18岁，如今已五十多，早年做建筑工人，身体劳损过大，干不了重活儿，天天在外跟一帮差不多情况的朋友赌马。家里只有芳姐一个劳力，却要养活四个人。做月嫂的时候，比较幸福，每个月有1.5万的收入。可惜她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不能做24小时工，有经验的24小时月嫂可以要价到3万。但月嫂的供应很多，天水围的师奶们很多都考了月嫂牌照。幸运的也就几个月接到一单，通常都是熟客介绍。其余时候，她去元朗给人做家务，因是散工，收入不定，最高峰时，她同时做了八份家庭助理的工作。每个月最多也没超过六七千。吃饭和交通已经占了收入的一半。所以如果在元朗工作，她都会骑自行车上下班，可以省一些交通费。
天水围的陆港婚姻，大多如她这般——老夫少妻。步入中老年的低技术男人饱受失业之苦，身处壮年的女人则一肩挑起生活大梁，终日马不停蹄工作，即使是时薪30多的临时工，也得咬牙苦撑。
芳姐有个女友，川妹子。在天水围一家餐厅工作，有些客人不怀好意，经常假装蹭到她的胸部或屁股。她只能哑忍着。因为如果她得罪了客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她们有些在大陆虽然谈不上知识分子，至少受过教育，可来了香港，由于广东话不标准、又不懂英文，而受到歧视。有一位在大陆曾是小学教师的女子在香港竟然沦为了倒垃圾的工人。
但芳姐说，她这样的情况在天水围还算好的：“至少老公不会打我。我出来工作的时候，他还会帮忙看一下孩子。有些姐妹没办法，老公跑了，或者根本不管家里的事儿，只好把孩子独留家中，自己出来干活养家。”
芳姐说，香港本地人老骂她们懒，过来香港领综援。却不知是作为香港本地人的男人，先抛弃了整个家。
他们来大陆找媳妇时，夸大自身的条件。就像她老公，当年说自己日薪一千元，她和她的家人都以为他一个月能赚三万，每年就能有三四十万。那是多么滋润的日子。结果，嫁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没错，但是是散工。一年也没开工几天，只能拿综援。房子又小得可怜。甚至还有人嫁过来发现要与公婆同住窄小的公屋，还有的要住在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
因为现实与预期落差太大，夫妻经常争吵，男的自尊心受损，就会动手打人。
2004年灭门惨案之后，这13年间，政府和各非营利机构在天水围开设了24间家庭及儿童服务中心，15间青少年服务中心，13间社会保障及就业援助机构。
可在回归20年间，除了头十年，虐待配偶个案数量偶尔还能排第二以外，其他时候都是全港18区第一。2008年一年更高达787宗虐待配偶个案。最近连续九年，虐待配偶个案数量占全港18区之首。 这些仅仅是接受援助的家庭数据，不知道暗地里还有多少人在默默忍耐煎熬。
根据天水围“明爱家庭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内地妻子受虐待占其现时接受服务的一半，其中有一些受虐多年。她们也想离婚。可是离了婚，她们无处可去。他们中心有个案子，一个嫁来香港的女子，因为丈夫经常在餐桌前扇她耳光，如今她很难进食，一想到吃东西就想呕吐。
芳姐的邻居也是个湖南妹子，她前夫经常喝酒，一喝醉就打她和孩子。现在她屁股上还有一条三寸多的疤痕，是她前夫斩伤的。后来，警察颁发了禁止令，不允许她前夫踏足天水围。现在就剩她一个人养着两个孩子。
这些天，我们被北京文科高考状元的阶层固化论刷屏。如果大陆的年轻人在焦虑着阶层固化，那天水围的人们只能在绝望中接受 跨代贫穷 的现实。
天水围北部的贫穷家庭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女性离婚后，又要赚钱养家，又要照顾子女，难以兼顾，对子女教育难免疏忽。那些没有离婚的家庭，很多父亲形同虚设，甚至对妻子孩子经常使用暴力，孩子在如此环境下成长，价值观受到扭曲也是常事。就算正常的家庭，由于父母自身学历较低，无法调用社会资源和服务，也很难帮助子女成长。
大量研究证实，在贫穷家庭长大的青少年较高机率会出现身体及精神情况的问题。在天水围， 一个突出的表现在于“童党”的盛行。
这些孩子很多在家里也被父亲虐待、殴打或蹂躏。 上一代人的苦难和父权的坍塌，成为了天水围童党猖獗的直接诱因。 生活在压抑无助中的年轻人，长期缺乏监管和教导，白天在学校里无心向学，扰乱课堂，捉弄老师。放学后，在墙壁上涂鸦，宣泄内心的感受。更严重的偷窃、吸毒、打架斗殴，无所不为。 他们并不关心是否触犯法律，只有对主流社会的强烈反抗。
很多嫁过来香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北女，离家那么多年也没有回大陆老家。因为她们不敢回去。家乡人以为她们嫁去香港做少奶奶享福，却不知，她们处于人间炼狱。她们抱着梦想而来，却在这个陌生的孤岛，遭受贫穷、家暴、子女成长不良等苦难。因此，她们在这里受了委屈，也无法寻求原生家庭的支援。
天水围与深圳南山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那些嫁过来的姐妹，不知她们每天看到窗外日新月异的大陆，心中该是如何的百感交集。 她们唯有咬紧牙关，用尽一切努力生存下去。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大龄香港男士带着彩电冰箱去内地农村找媳妇儿的经济交易型婚姻将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回归20年来，随着中港两地交往越发频繁，很多内地人来港读书或工作，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也去大陆出差淘金，正常交往型的陆港婚姻逐渐增多，将慢慢成为陆港婚姻的主流。 这批南嫁的北女也将成为历史，被人逐渐遗忘。她们的孩子们作为第二代香港人，将继续延续她们的故事，在贫穷的底层煎熬。
她们的悲剧是时代的错误，是政府资源的错配，是命运使然，更是个人选择的失败。 这一群北女，她们的背景相似、自我价值感都很低。她们选择了用青春去换取利益，就需要承担随之而来尊严的沦丧。她们来到新的社区却较少主动融入当地的文化，面对困难时自我封闭，不积极求助，把一切归咎于命运。
就算我们对她们的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却无法真正感受到她们身处其中的无奈与压迫。 我们能做的是放下对她们的偏见。失婚也好，失业也罢，多一句关心和理解，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用微薄的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天水围的悲情，与香港的繁荣形成强烈的对比。随着制造业的全线迁移至大陆或东南亚，香港产业极其发展不均衡。除了高高在上的金融业和国际贸易以外，中层职位极其稀少。大学毕业生像韭菜一样每年一匝匝冒出来，市场上却没有这么多工作。 香港何尝不是更大的一个围城：边境线环住了年轻人的视野和脚步，陆港两地的彼此不熟悉，造成太多的误解。年轻人一日不跨出边境线，外出寻求机会和资源，一日就只能困守在这璀璨的东方明珠，渐渐往更低的阶层划去。
最后，让我们以香港歌手李克勤的《天水围城》结束这一段伤感的故事：
...... 曲未完，泪已满面。
愿所有南嫁北女自强自惜，自尊自爱，在这熟悉的他乡，一路走下去。
《联合征文：我的香港记忆-写出你心中那个独特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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