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的真伪之争

上海藏家刘益谦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耗资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购回苏轼《功甫帖》。201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专家公布苏轼书法《功甫帖》系“伪本”。

刘益谦称，在竞拍该作品之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称苏富比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进行研究讨论。他质疑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的研究方式，呼吁三位专家的研究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卖方苏富比方面也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轼的作品，并称“我方至今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

2014年1月1日，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馆员署名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研究文章正式在专业媒体《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刊出，报告详解为何5000万藏品系伪作。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2014年2月18日，苏轼《功甫帖》现身北京。主办方希望藉由当日公布的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廓清此前“真假”争论的迷雾。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对利用“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现象进行考证和研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

书写

通过考证发现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於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凌利中展示了《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对比可见，其书艺水平远远胜於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

单国霖在《苏轼<功甫帖>辨析》中认为，《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他认为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翁方纲题跋，单国霖从印鉴和书法两方面入手，判断亦为伪造。

印章

上博研究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

这件拍品是一件立轴，在翁方纲的题跋之下，可见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会在《功甫帖》上留印。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引起争议。

钩摹本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两。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贤所言原为永惺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先例

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上博三位研究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伪本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惺（1752－1823）的《诒晋斋摹古帖》，其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并非“明人伪本”。经过研究，发现此伪本的钩摹手法与《功甫帖》伪本如出一辙。晚清文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在当时已有指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 《功甫帖》真伪之争还在继续，2014年2月14日，刘益谦又特别向媒体发布声明称，他将2014年2月18日下午2时，在北京四季酒店，携带《功甫帖》与广大媒体朋友见面。现场将以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功甫帖》进行全面“体检”，同时也将公布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