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人体实验的道歉

道歉的地点在一个有许多德国知名科学家和纳粹屠杀幸存者都出席的座谈会上。而座谈会的地址，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进行人体试验的一个实验室原址。青葱的树木下，早已找不到累累的白骨，但这却无法抹去笼罩在每个与会者心头的阴影。主持这个座谈会的，是德国知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团体，其成员包括全德各界约3000名科学精英，其中很多是德国最知名的学者，也不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的前身，就是创建于1911年的凯泽·威廉俱乐部，二战期间，它旗下很多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面对白发苍苍的幸存者和一脸肃穆的科学家们，普朗克俱乐部主席胡贝特·马克尔以沉痛的语气表示，他对德国一些科学家“没有阻止，反而提倡、从事了种族灭绝的罪恶，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承认过去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承认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胡贝特以他科学家的良知，拿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在一再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时，坦然承认过去德国科学界的罪恶：当时一些德国顶尖的科学家“与纳粹沆瀣一气，为了个人的医学目的，从事了违背人性的活动”。

在稍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胡贝特表示，当他知道竟然就是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提出了有“一个统治民族”的“罪恶理论”时，他感到无比震惊，“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觉得实在难以接受……”他说，虽然战后德国对大屠杀作了很多忏悔，但科学界却一直没有为自己丑陋的过去表示过什么，因此他认为，现在是清除德国科学界耻辱的时候了，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真相告诉未来的人们。

胡贝特说，作出郑重道歉，绝不是仅仅为了企求幸存者的原谅，“这是我们，也包括过去几代人所拖欠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胡贝特表示，他还原历史的念头，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许多为纳粹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许多优秀科学家，又成了德国的精英人物，但历史却没有得到彻底反省。他说：“那时，我认识到很多都被隐瞒了，我很烦恼，现在，我处的位置使我可以做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