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岛渚《少年》的历史背景？

冬天是最寒冷的季节，1969年，雪从大阪到北海道整整下了一年，这一年里大岛渚只拍了两部电影作品：电视记录片《毛泽东——他的生涯及其文化大革命》和电影《少年》。前者是对已有的新闻记录片的重新整理并删剪和编辑，这对一个曾有过***产主义理想的人来说似乎变成了对某种狂热理想的追求，但对于电影，却不是他的奋斗目标。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即使在电影中，大岛渚也不曾清晰的表明他对电影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个无功利性的电影导演，表达的始终是自己关于不同时期对待不同事物的理性认知和感性思考。在他的电影世界里：社会问题和同性情爱之间在表达形式上是不存在差异的。这就像菊花与剑，其本身就散发出一种浓郁的武士精神，当然，其中也包括了电影。

名叫“小子“的十岁男孩终日在大阪的街头漫无目的的流荡，当无聊时，打发时间的唯一消遣方式就是自己和自己玩剪刀石头布，或者在天黑之后装鬼来自己吓自己，这对一个十岁男孩来说肯定是需要相当的表演技巧和强烈的自我认同能力，才能相信自己虚构的另一个自己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他兴致很高，游戏从白天玩到晚上，每天如此，多年之后，这也许就是有关他童年“美好”回忆的全部。

“小子”和父亲和母亲一直从事着一项非常危险的职业：撞车，（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请站到马路的一边，装出要过马路的样子，然后对准一辆在你眼前飞驰而过的汽车迎头撞去，之后请在假装被车撞昏了晕倒在地，这时母亲或父亲（一般是母亲）就会及时出现，然后哭天哭地的责问汽车死机，但他们被送到医院之后，父亲就出场要钱。）对于小子而言，这项职业也是他们一家四口（包括小子的三岁的弟弟）唯一的经济来源。虽然说这是项风险比较高的职业，但对于一个仍然对军国思想抱有幻想的父亲和一个软弱和无奈的母亲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这项职业的带来的74万日元的回报远比“工作”的风险要高，他们甚至可以像游客一样从大阪坐飞机到北海道，小子就曾无不惊喜的告诉弟弟在飞机的下面是天空，天空下面是云和海燕，云的下面是轮船，轮船开在海面上，这就是美丽的北海道。

但他们不是来这里观光的，大岛渚甚至对北海道的优美景致的吝啬到了完全放弃的地步，在大岛渚的眼睛里，北海道是一层雪，覆盖万物，北海道是风暴前一阵阵的惊涛海浪，巨大的能量瞬间就能摧毁一切，大岛渚还写了黑色的夜，闪烁的眼睛，不安的神情和人在孤独状态下的客观世界。毫无疑问，影像中寒冷、孤独、寂寞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十岁的小子眼睛里所折射出的感观意识，但大岛渚却并总不把自己的镜头当作是一个十岁孩子的眼睛，他只是偶尔这样做，只是当这个小男孩需要静静的一个人呆的时候，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一种单纯而幼稚的举动，比如他爱幻想有一个爱他的亲人，一个奶奶或爷爷什么的人值得他花掉他每撞一次车便得100元所积累下来的1000日元中的230日元跑到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实现这些虚无的幻想，然后他躺在海边，感觉就像又一次回到了家睡在了温暖舒适的床上。

这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现实，但我们必须要学会忍耐，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了解大岛渚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学会向小子一样作为一个十岁的男孩像成人那样的去生活，去“工作”，去孤独，去幻想和思考，而且我们也必须需要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反差，以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当一个国家，某个政府，一种政治意识已经对战争的反思、人民的意识、社会的弊病到了视若无睹的地步的时候，就不再有民主、社会的繁荣和道德良知可言。六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正是处于巨大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社会物质极具膨胀，但另一方面，精神物质却在极度萎缩，更加上一些残留的军国思想更是加剧了社会弊病的出现，底层人民生活在以欺骗为职业的凄惨环境中，当政府却置若罔闻，就像他们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上那样，他们关心的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他们关心的是小子肯定是受了父母的教唆才去行骗和说谎的，但小孩矢口否认了这一点，他甚至把报纸上的照片说成是怪兽，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小子的眼睛里，谁又不是怪兽呢？

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更是这种责任的直接承担者，他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子终日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中，一方面他具有孩子一样的善良和童贞的天性，另一方面他却必须学会向成人那样去欺骗，去学会痛苦和内疚，而且更让人心粹的是，但他的童贞遭遇到现实的时候，他竟然用单纯的孩童意识去幻想成人的死亡，他固执的把自己象征成任何悲剧性的事物，是那只沾满血的红鞋子，还有来自外太空的巨大怪兽，一个是自己死后的遗物，一个则是真实的自我。但没人问这是为什么？家庭不再关心，社会也不再关心，但大岛渚敏感的察觉到这样的现实之后，他便把镜头固定，在一片雪白的世界中一个男孩正在愤怒的推倒一个自己刚刚做好的雪人，他把这个雪人当作外星怪兽，但他从来就没有感到自己就是宇宙的英雄，他的运动和整个世界的安静被大岛渚在这一个镜头中极限的放大，强烈的对比能让我们更能真实的感受到即是一种惨烈的痛苦，也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在几处重要的电影场景中，大岛渚对画面做了黑白处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想让观众产生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当父亲用军国主义的姿态训斥小子的时候，电影更是用一种淡黄色的黑白影像强烈突出表现一种荒诞、残酷的亲情关系，影片还大段大段引用一个男孩的童年照片，在照片中的那个小男孩是幸福和可爱的，而且对逼真的表演出各种各样的神态和情绪特征，不过，当这种孩子般可爱的优点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工具的时候，稍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其实我们一直所拥有的值得骄傲的一切现在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通过孩子的眼睛来揭示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邪恶，和美国小说《麦田守望者》中作者描写的一个叛逆少年逃离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找孩童般的纯真与美好的故事一样，《少年》描述的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童年的故事，而是作者希望通过孩子的眼睛和孩子的纯洁来批判和揭示社会和家庭的丑恶、无耻、虚伪和荒唐的故事。当然，这样的过程总是让人不好受的，在影片最后，小子望着窗外的北海道，想到了那双红色的靴子和怪兽雪人，还有那个孤独的躺在雪地里的小女孩，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然后用成人般的语言来为他的童年做最后一次告别:“再见！！北海道！”

以前只看过大岛渚的另一部电影《御法度》，这是一部让唯美从画面缓慢溢出的电影，同性之间的暧昧与性已经被提升到了可以主宰一部电影的程度，但这种电影的形式超越的内容的电影，似乎让我想到了某种精神的死亡，大岛渚不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叛逆青年，至少我们再也没有在影片中已经看不到他对社会、对体制、对传统的反思，这对于一个“电影青年”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特别是当他的电影只具有形式上的装裱功能的时候，他的电影精神离衰亡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