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悉的敌人到陌生的朋友：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形象认知的变化

在世界近代史中，有一个散发着古怪气质的「 ”历史标本”，这就是美日关系。从1853年马修·佩里叩开日本大门，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再到1952年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美日关系始终在争执与合作中踟蹰徘徊。经历了残酷的二战，美国与日本重建了外交关系，二者相互之间的形象认知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对美国来说，日本的形象始终是动态的，从熟悉的敌人，变成了陌生的朋友，认知的变化其实隐含了更深层次的忧虑。黑船到日本「 ”改过自新”与「 ”重新发展”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监督下，日本开始了重建秩序的社会再造计划。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从二战中的仇恨蔑视，变成了欣赏和支持。看法的改变，一部分归功于许许多多在日本愉快生活过的驻日美国人，而另一部分则归功于那些和平主义者，以及他们为美国人所写的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齐柏林飞艇乐队参观日本神社到了20世纪60年代，「 ”重新发展”的日本对于美国来说，似乎完成了从敌人到重要盟友的转变过程。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这一事件象征着日本的再次「 ”成年”，在美国人眼中，日本通过「 ”改过自新”，从一个「 ”新生国家”成为了一个可以回归国际社会的「 ”成熟国家”。日本借着第十八届夏季奥运会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 ”新生”。为了办好亚洲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日本新建了大量基础设施、酒店、更新了东京的交通系统，希望以良好的社会风貌吸引广大国际游客。日本申奥成功的消息美国《商业周刊》曾经连篇累牍的报道日本的奥运计划，声称日本对于奥运的投资，就是要获取国际声望，也就是说日本希望其他国家对它换一种看法，不再是战争的发起者，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经济体。有一位美国编辑形容日本对奥运会的重视「 ”就像一个在物色饰品的女士，为了奥运会，手忙脚乱地试图把自己装扮得漂亮可人些。” 从结果上了来说，东京奥运会是成功的，不仅使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看法焕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改变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美国《生活》杂志曾向日本派出了一批记者，驻扎近一年，发行了有关日本变化的专刊，大受欢迎。面对日本的成功，美国人似乎与有荣焉，仿佛一个为堕落朋友重新振作起来而感到骄傲的挚友。然而事实恐怕不那么乐观，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还隐藏着不安的因素。一位美国记者曾反思自1945年以来日本的巨大变化，他一针见血地写道：「 ”在所有的历史记录中，很难找到与美日之间短暂而紧张的关系相类似的情况，二者之间充满了极端的欣赏和仇恨、背叛和信任、合作与暴力。” 裂痕出现，看法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奥运会结束后，日本和美国被错综复杂的关系捆绑在一起，不管是贸易、防务还是制度，两国都有互相依靠的地方，而且两国文化似乎也在不断的融合渗透。日本在小心谨慎地「 ”美国化”，而美国则克制地吸收着日本的影响。不过，即便两国在不断靠近，并在很多方面互相支持，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仍然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美国人对日本文化十分欣赏，尤其是日本人的静思冥想、条理有序，在静态美学上的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美国人对日本人也存在着难以言明的忧虑，认为日本人缺乏自主性、缺乏理性并且潜藏着敌意。 1970年5月22日，日本滋贺县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尽管和平主义者致力于宣传美日应该以宽容为主，但许多美国人仍然对于二战中日本的行为心存芥蒂，对日本人始终有一种恐惧感，认为神秘莫测的日本人和其他「 ”东方人”在本质上就和「 ”西方人”不同，所以是不可信任的。因此，数年之后，当尼克松宣称日本是导致美国金融灾难的经济敌人时，美国群众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相信了。尼克松利用了人们的偏见，成功地转移了舆论对自己的压力，比起承认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是因为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或是坦言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不断的对外战争，指责日本人显然要容易得多。把汹汹怒意推给日本，让不堪重负的尼克松喘了一口气，他并不担心这背后带来的连锁反应。 7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日本「 ”经济泡沫”尚未破灭之前，相比于美国，日本似乎一直处于上升期。日本人善于仿造，且精明能干，在美国的地盘上和美国人竞争，他们将日本制造的车辆和电子产品大量输入美国市场，使美国企业节节败退，并且还高调收购美国地产和企业。这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反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很容易接受尼克松的说法，并且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他们自然而然地担忧：日本人曾对我们发动过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现在他们故技重施，似乎正在准备一场经济上的突袭？傅高义（Ezra Vogel）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经济竞争，美国人为了找到同日本人一较高低的法宝，仔细研读了大量的资料，例如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1979）、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的《Z理论》（Theory Z，1981）。通过阅读书籍，美国人不仅没有钦佩日本在经济上的苦心孤诣，反而加深了对其的戒备心。这种戒备心仔细说来，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例如德国在同一时期也崛起为经济强国，但它的成功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关注或担忧，只有日本让美国格外焦虑。对优势地位的担心 20世纪70、80年代，为了配合美国大众心理，大量电影表现出十足的「 ”攻击性”，比如在《滚球大战》（Brazil，1975）和《巴西》（Brazil，1985）这两部科幻片中，导演选择的反面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日本武士，这些反派像机器人一样受人操控，这种形象正适合日本作为科技强国的新地位，甚至还会让人联想起著名导演法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话：日本士兵就像「 ”同一张底片冲洗出的复制品”。《巴西》中的日本武士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四处出没的日本游客也成了一种力量展示行为。游客的「 ”露富”让美国人对日本人地位上的优势感到不适，加剧了对日本认知上的消极权重。在日本经济衰退前，对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恐惧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中，这点从当时的畅销书中可见一斑，例如克莱夫·卡斯勒（Clive Cussler）的《龙》（Dragon，1990）和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升阳》（Rising Sun，1992）。小说中美国同日本的战争是比喻性的幻想，不是实际发生的战争，但也表现出了人们最渴望看到的东西。日本游客在夏威夷海滩日本人为了扭转美国人的担忧，不断发起宣传攻势，例如当时洛杉矶的广告牌上，常常能见到身着和服、举止优雅的日本航空公司空姐们，她们代表了日本友善、柔和的形象。但美国人还是对挥之不去的「 ”武士”形象忧心忡忡。身着和服的友善女子，以及手持武士刀的凶悍战士，正好概括了美国人心中矛盾的日本想象，在美国人的意识中，日本人既友好，又危险；既选择合作，又有自己的小算盘；既是战略盟友，又是心怀鬼胎的敌人。这种对日本人的双重看法在二战前就普遍存在，现在美国人仍旧可以信手拈来，解释目前的状况。美国对于日本的认知，视双方地位而定，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此消彼长，快速轮换。前功尽弃的和平主义者虽然和平主义者不断努力，想靠舆论转变美国人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说服所有美国人。一些人仍旧认为日本人狡猾可疑。但舆论的努力也影响了不少美国人，使后者具有了一种认知上的混合态度。很多美国人最终都承认，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日本：总的来说，日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他们有优雅的女性、可爱的孩子，还有令人着迷的文化。但是美国人仍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感到不安，因为日本实际上仍处于一个「 ”前现代”的社会中，有上亿人为生计残酷竞争，他们挤在一片相对贫瘠、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岛屿上，由于强烈的自尊心和羞耻感，他们随时可能进入歇斯底里状态，挑起另一次「 ”珍珠港”事件。美国人对日本「 ”耻感文化”的印象，来自于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这本书详细描写了日本人的对羞耻的天生敏感性。本尼迪克特的个人观点已经进入了美国人对日本的主流观念之中。本来，本尼迪克特认为她的研究将有利于建立「 ”一个差异***存的世界”，但结果却将这些差异实质化、具体化、表面化，从而加剧了美国对日本形象认知的偏见。当时，像本尼迪克特这样的和平主义者坚信，通过强调文化比生物特征重要，以及其他族群也有建立现代社会的潜力，人们会互相和解，并彼此欣赏。《广场协议》重创了日本经济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和平主义者尽管是出于好意，却在其他领域重新构建了敌对情绪。对于日本的负面看法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这一观念，最终导致1985年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后者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进入了二十年震荡期。美国对日本形象认知转变的三大原因美日两国关系从敌对（「 ”黑船事件”）变为友好（帝国主义时期），又从友好走向战争（太平洋战争），之后又恢复到亲善友好（20世纪60、70年代），而后再次进入竞争（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系。美国对日本的看法始终处在一种积极和消极的矛盾变换之中，导致这种认知转变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大相径庭的文化。美国的「 ”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跟日本的东方文化格格不入，俗话说：吃不到一个锅里的人，肯定不是亲人。文化的差异，有时候会彼此吸引，但更多时候是彼此戒备。珍珠港事件第二、伤痕累累的历史。以偷袭珍珠港为开端的太平洋战争，给美国人留下了深深的战争创伤，这使得双方的互信基础总是不稳固。毕竟背后捅刀子的行为，总是让人们刻骨铭心。第三、潜在能力的威胁。这是美国对日本形象认知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对于日本潜在实力的担忧，使得双方关系存在着巨大张力。对于先发国家来说，后发国家总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竞争。综上所述，鉴于文化、历史和潜在实力的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不停地改变，虽然二者从敌人变成了朋友，但始终「 ”同床异梦”，在保持友好的同时，一直小心翼翼地寻找彼此关系中最有分寸的平衡点。

参考资料：

《Z理论》威廉·大内《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傅高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傅高义《菊与刀》露丝·本尼迪克特《赖肖尔与美日伙伴关系1961-1966》臧扬勤《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194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