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纪珠的资料

李纪珠：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台湾合作金库银行常驻监察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

作为宝岛台湾最年轻的女博士、女教授，李纪珠素来以“形象好、有能力”闻名于台湾财经界。正因为如此，岛内关于这位单身女教授的种种传闻非常之多，李纪珠戏称台湾的媒体是“制造业”，热衷于凭空制造新闻。气质如兰的李纪珠刻意地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和审慎，她绝少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尤其不愿被摄影记者的镜头“曝光”，她说：“上镜头太多没有自由度。”在北大朗润园，有一间属于李纪珠的办公室，她是这里的客座教授。金融货币、国际金融以及宏观经济这些都是李纪珠的学术最爱，她研究风起云涌的金融整合，她更关注海峡两岸的自由通汇以及经贸往来。

在台湾，合作金库银行是仅次于台湾银行的第二大商业银行，李纪珠是这家银行的常驻监察人（即监事会主席），她是续任，此前曾经当过三年的“主席”。监事会行使监督董事会的“独立职权”，几乎每个礼拜李纪珠都要参加合作金库银行的常务董事会议，对于她来说，在银行的财务报告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是“最神圣”的权力。

财经界历来是男人的天下，看似“纤弱女子”的李纪珠生性灵透，凭仗着聪颖的天资、积极的人生态度，她撑起了台湾财经界的半边天，在台湾堪称一枝独秀。年华方富的李纪珠一向注重人生的过程，她说：“有机会依照自己的意愿来组合自己的人生，是最快乐的事情。过程比结果来的重要，我不奢望一时显达，只求人生足够精彩、足够丰富。”

“研究经济让我感性、理性皆俱”

追忆历历往事，李纪珠格外感激母亲给了自己一个快乐、欢畅的幼年，“母亲对我的要求很简单：健康、快乐就好。最让我怀念的是在兰阳女中校园草地上唱民歌，竹林里吹着晚风，自在地读书，‘疯看’琼瑶的小说。大学之前，我的日子无忧无虑，完全没有考试的压力。

”在乡下念女校的李纪珠对数理课偏好有加，女校里教授数理课程的女老师非常少，高中毕业前夕，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李纪珠说：有一门科目叫“经济”，用了很多的数学，你学起来应该很快乐，不用背书那么痛苦。坐着火车到台北参加“联考”，豆蔻年华的李纪珠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可真正读起“经济”，还是不太喜欢。大学期间，李纪珠把大量时间花在了青年社团活动上，读了不少工科的书籍，甚至暗地里想着调换专业。还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工科的研究所，把老师们着实吓了一跳，极力劝说李纪珠。熬到大三，李纪珠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多少还是有点心虚、不塌实，觉得经济学似乎没什么用处，既没有财会那么“专”，也没有企管那么“精”。但冷静地回头想想，“浪掷”了三年的大学时光，实在可惜，李纪珠决定好好去念经济，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开始，重新来读。读完西方的经济学典籍，顿悟之后的李纪珠猛然发现经济学原来是这么生动活泼，如此饱含哲理。

26岁那年，李纪珠获得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为台湾最年轻的女经济学博士，且为该系第一位保送直升博士，并获最佳博士论文奖。李纪珠庆幸当年没有意气用事转投了工科，“工科太冷了，不像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后来我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那里的教授有意让我留下来，在我看来，做经济学研究还是应该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美国的失业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研究题目而已，没有真切的感觉；可是如果在台湾，失业率增加了0.1个百分点，我都会很深切地感受到，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有失业啊。这样，我的经济学研究就有了一种关怀在里面。我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带有强烈社会关怀，感性且理性的科学，而我是一个感性、理性皆俱的女人。”李纪珠说。

“如果人生可以规划，

我希望自己快快嫁人。”

“我的人生从不做规划，我不相信人生可以做规划，如果可以做规划的话，我希望自己快快嫁人。”说完这番话的李纪珠朗声大笑。“做好当下最重要，当各种选择机会降临的时候，你能把握住一个对自己影响至深的‘选择项’，这就足够了。”早过而立之年的李纪珠很自然地变得慎独、擅思，她喜欢听音乐会，古典的、现代的统统都听，家里的CD摆满了一面墙；闲暇时分逛逛画廊、转转书店，自得其乐。生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李纪珠的感情生活一直是空白，谈及感情，她说自己最羡慕的是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伴侣默契。李纪珠家庭观念很重，无论在大学里做教授，还是来北京“客座”，母亲都陪伴在侧，在李纪珠心中，母亲重于一切。

10年前，台湾的“财经国师”林锺雄先生亲率金融考察团造访内地，李纪珠随行，那时她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访问内地。广州、深圳、福州、上海、北京，由南向北一路访察，历时15天，当年的切身体验让李纪珠永难忘怀，“我感到内地的经济在‘动’，充满生机地跳动。这种‘动’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追问我们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怎样才能发展得更快。尽管当年物质条件还很差，但上至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在强烈地追求经济进步，那种蓬勃的成长欲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说到遗憾，也是有的，那就是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机会下到中国农村，看看中国最基层组织的生活状态。”其后，李纪珠大约每年都有一次机会来内地跑一跑，四处看看，或独自一人，或带着一个企业团来，因为学金融的缘故，上海总是必去的城市。

两年来，李纪珠以北大朗润园为“基地”全方位地体察中国经济，在北京呆得久了，逐渐掌握了京腔里难度很高的卷舌音，李纪珠深觉得意。李纪珠对记者说：“感性地发现，理性地研究，我个人对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非常感兴趣，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到现代的市场经济，这在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实物范本。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它的改革成功与周遭国家及世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论从经济理论的研究，或是从全球经济发展而言，都相当的重要，我对这块土地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多年以来我对内地的经济研究一直存有着高度的热情和兴趣。

”

对话-------

金融整合与台湾经济

记者：金融产业历来都是被政府高度规范的产业，但这10年来金融业界的并购、合资、策略联盟屡见不鲜，比如香港汇丰银行并购日本东京银行，美国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银行的合并，摩根、大通合二为一等等，风起云涌的金融整合出现的缘起是什么？

李纪珠：风起云涌的金融整合是近10年来业界最大的突破。客观环境背景是：WTO金融服务业的谈判，打开了金融产业全球竞争的大门，刺激金融机构逐步解除管制，积极放大本身规模，以应对全球化的竞争。除此之外，还有主观期待的因素，比如出于节约成本、增加收益、降低风险、转变核心业务的需要，在发挥市场影响力的同时扩张金融安全网，试图有效抵御金融风险。1999年底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2001年开始台湾通过了《金融机构合并法》，也通过了《金融控股公司法》，允许银行混业经营，但在美国还不允许保险和银行混业。欧美各国对金融产业态度的转变，虽然说有其历史延续性，但一般认为是在WTO继商品贸易自由化后，积极地促使各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使得金融商品较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被大大降低。金融产业较以往更直接面对来自国外业者的竞争，或有机会进行跨国竞争，因此，如何在维持金融体系之安定下，增强本国金融产业的竞争力，显得更加迫切，也刺激着各国对金融产业规范的重新思考，如何在新的思维中增强本国金融产业竞争力。

记者：“学理”而言，世界上各国关于金融整合的法令规范有哪些***同特色？

李纪珠：金融体系的不安定势必冲击金融产业的发展以及一国的经济发展。各国关于金融整合的法令规范有所不同，***同特色起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减少了法令限制，鼓励全球竞争。解除了对金融产业所做的诸多特殊限制，增加了经营的灵活性，进而发挥其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效益，增加本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应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银行平均每年倒200多家，政府都没有出面介入，看似是放任其自生自灭，但就是这样培育了银行的自我生存能力。

其二：金融监理机构一元化。近10余年间，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积极统一其金融监理机构并维持其高度独立及灵活性，以适应新金融体系下的监理需要，并快速反映市场变化。美国虽因历史因素及尊重多元监理竞争之概念，而未一元化其金融监理机构，但其新组成的雨伞型监理架构，具有高度统合监理的功能。

其三：新金融安全网的概念形成。增加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及运用市场的力量，来替代部分政府角色，发挥监督及制约功能。

记者：国际金融整合对各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回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内地银行改革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在“通汇”方面，台湾和内地可以尝试怎样的合作？

李纪珠：风起云涌的金融整合是近10年来业界最大的突破。金融整合对金融服务效率、产业竞争力、风险形态、监理制度及执行，以及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对消费者权益、对国家货币政策都有影响，触及面太广，直接导致金融板块重新洗牌。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来世界10大银行的排名，“动”得非常大，高峰时期日本有6家银行在榜上，现在只剩下了1家，这唯一的1家极有可能也被挤下去。亚洲金融危机后，金融并购、混业经营都是东南亚诸国采取的具体的金融调整措施。

我一直主张开放民营银行，用竞争的压力带动中国金融产业的整体进步。台湾的银行当初一点都不进步，忽然有一天私营银行大量出现了，迫使银行在服务质量、经营绩效方面迅速转变。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世贸时承诺5年之内向外资银行开放市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加紧培育本土的民营银行？

银行产业说到底是服务产业，现在在内地投资、设厂的台资企业有很多，大都希望直接和内地金融机构开展“通汇”、“联行”业务。我注意到，内地刚刚允许四大国有银行开办直接通汇业务，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台商直接把钱汇到内地的银行，从根本上节省了时间成本，他们也会成为内地银行的潜在客户，这没有什么不好？彼此尽可落落大方。

记者：随着传统银行银行业务的日渐萎缩，混业经营正在成为国内银行业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突破的禁区，分业经营、混业经营到底哪个风险大，目前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混业经营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对此您怎么看？

李纪珠：国外已经出现了百货式的“超市银行”，中国内地现在还不允许混业经营，不允许自由合并，也不允许民营银行的自由成立，这还是有距离的。我曾经就此求教过央行的行长助理李若谷先生，他也说还会有一段时间才可能推行金融整合。可以看出，中国对金融产业还是非常谨慎的。混业经营最大的意义是混业的发生，对中国而言不是国情问题，只是时间问题。混业经营，美国也抗拒了很久，因为监管永远是第一位的。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体系冲击最大，自然也冲击国内的金融版图，我同意混业经营在内地金融界暂缓推行，但绝对没有理由说混业经营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同金融产业有不同风险，在美国，通行的做法是透过“金融控股公司”增强金融机构的资产多元化特质，在其监管下降低风险，同时，扩大资产规模亦可增加风险抵抗能力。

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我觉得走“金融控股”的路子比较可行。如果你相信市场经济的话，你就会认可通过竞争是可以促进进步的。1980年我去日本，看到日本银行的柜台都是很低的，储户可以坐在位置上办理存贷业务，竞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服务质量的提高。市场竞争对金融体系的改良大有帮助，我以为应该允许更多私人银行的存在。必须把金融机构视同为一个产业，不要因为政策性业务把银行都拖累进去，应该把经营者的责任很明白地切割清楚，剥离政策负担、厘清呆坏帐，在发挥产业效应的前提下考核经济效益。

记者：目前的台湾经济一直低迷不振，您分析原因何在？台湾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出路何在？

李纪珠：台湾经济的低迷有其自身原因，近10年来，台湾政治活动过于频繁，耗掉了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从上到下的各届政府不敢做大的长期规划。此外，台湾经济是出口导向型，过分依赖美国市场。中国内地绝对是台湾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是台湾整个经济布局中重要的一环。我个人觉得应该允许台湾好的企业在内地上市，为此我和中国证监会的人士交流过，他们说目前还没有相关政策。IT产业是台湾的主力产业，它的股票市值占到了台湾股市市值的50%强。台湾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和高科技产业的升级，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调整过程，也是台湾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