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理想主义者之死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导演: 杨德昌

类型: 剧情?/?犯罪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闽南语 / 上海话 / 粤语

主演: ?张震?/?杨静怡?/?张国柱?/?王启赞?/?林鸿铭

影片讲述了在一个随着国军逃亡台湾的眷村中发生的一起少年杀人案件：一位名为小四的少年由于升学失利而被迫进入夜间部，在喜欢上小公园的逃亡老大哈尼的女朋友小明后，他参与到了小公园和217两个帮派的纷争中，在此期间，217覆灭，而哈尼也被害身亡，他本以为可以就此和小明在一起，但却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被开除出校，小明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和患病的母亲一起搬到了小马家，小四准备找小马复仇，却在意外中杀死了小明，获罪。

三个理想主义者，两个现实主义者，一个介于两者之间。

三个理想主义者

影片中的父亲从一开始的坚持真理到由于受到警探盘问后而变得畏畏缩缩，他代表的是对文人道德的坚守。

（前）

（后）

而第一次父亲是处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对小四进行着教导，第二次中，小四和父亲的角色好像进行了调换，小四成了那个“教导者”但是父亲始终没有给予他任何回应。从那时起有一种他精神上的父亲开始消亡的感觉。

里面的大哥哈尼，最后被对手山东陷害，死于车轮之下，他代表的是义的坚守。

小四一直坚持了自己的做人底线或者说对爱情的美好想象，最后也是由于杀人被判处了监禁十五年

里面的理想主义者都在或多或少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得不合时宜。

他们有着想要改变世界的冲动，在无法改变现实的基础上，就总想着去改变周围的人，但是最后就像影片中所述的那样，世界不会改变，改变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他们所坚持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一种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原则也能带着尊严的生活下去，甚至是一种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生活下去的勇气。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其实没有办法容纳下这些人，那么，他们所坚持的就一定是错的吗

或许不是，但是有个前提，在对的社会环境，在我看来，像他们这种理想主义者只有在两种社会环境下会生活的较好

一种是物质丰裕但是精神空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会自发的呼唤大思想家的出现

还有一种则是分裂的社会，思想无法被统一而形成片段状的空白，这种空白也是理想主义者生存的空间

两个现实主义者

而且相映照的是其中的现实主义代表，像小明，汪狗

小明总能够在各种关系中如鱼得水，并找到自己靠山。而汪狗则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甚至隐约通过陷害自己的旧时好友来打通最后一个关节为自己获利

他们好像更适应这套规则，他们似乎是这部电影中的"牺牲品"，但真是如此吗。

汪狗之前也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在及早认识到回上海无望时，就决定舍弃那些文人作派，将自己和现实放置在首位。

而小明呢，从小被父亲遗弃，和患有肺病的母亲相依为命，她很早就认识到了男人的不可靠，所以她巧妙的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却不曾付出自己的真心。

他们有错吗，他们只是在庞大的社会压力下过早的改变了自身，他们从来不是这场比赛中的强者，所以这部电影的悲剧性就由此产生了：

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弱者抽刀挥向更弱者的故事

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现实：当时的社会环境。台湾正处于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等情治单位

借由特别刑法充当政府整肃异己的工具，罔顾基本人权、民主、自由等、无孔不入地监控人民，对言行可疑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炮制假案、扣上匪谍的帽子，在全国各地滥捕、滥杀、刑求殴打及没收财产

造成大量冤死、冤狱、伤残，人民的生命、财产、健康以及心灵上遭受严重损害。（摘自Wiki）

他们那代人成了没有根的人，没有回忆的游离者，自我的旁观者，每个人都活在巨大的恐怖当中，所以会自发形成一些小团体以寻求归属感

包括的里面的冲突和暴力我认为可以理解为确认自我的过程，确认自己的团体地位

而里面的对于情感的渴望则是一种个体对归属感的要求，从祖国母亲的怀抱中脱离，重新寻找替代品的过程。

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

小马，他是生存于现实但是生活在理想中的人，他最后，也不是因为小明的死而哭，而是因为失去了唯一的一个好朋友，就像他说的，为miss而和兄弟闹翻脸是最糗的

他可以忍受小明的死，但是无法接受小四因此而获罪，他的这种畸形的男女观念也可能由于出生在武将世家

从小接收到的教育就是父权结构和思维，对他来说，兄弟就是手足，而女人只是衣服。

导火索是小马说的一句话：只是玩玩而已。

这彻底打碎了小四对于小明的最后一点幻想，他的理想化里面，小明是清纯的，克制的，但却在小马的表述中，变成了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他无法忍受这种矛盾

他也不止一次向小明表述过自己的占有欲

那么，他爱的是谁，他爱的是真实的小明吗，那个无法被自己改变的小明吗？

他其实从来没有正视过小明，他始终仰望的是那个理想中的个体。

但是，却发现，她其实有着一部分无法和这个形象相匹配的部分，于是，现实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了割裂，当这种割裂无法被自己的幻想所弥补时，有人选择了退缩，有人选择了坚持，或放弃幻想，而小四，则选择了最激进的一种，杀了她，来弥合自己的想象。

这最后的一刀，是他幻想的破灭，也是扎进现实的心脏，一种绝望的反抗。

这部电影取材于当时台湾1961年发生于台湾台北市牯岭街的青少年真实杀人事件，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社会争议，但这也是我认为杨德昌导演精妙之处，新闻可能只有短短一些篇幅，但，好的导演会剖析其中的人性的罪恶和复杂性。

新闻往往是极端世界和人性的边界，而好的导演会从中挖掘出人性化的深渊，社会的映照，我们会在其中的自我省视和眺望深渊之间，获得相互凝视的力量。

他始终在表现社会中的人的迷茫，空虚，这种迷茫和空虚并不办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消失。

杨德昌给我的感觉和鲁迅的《药》里面最后那段烈士坟上的小花圈一样，悲观，但是会留下一线希望，给观众，也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