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文言文

1. 刘勰风骨 原文及翻译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

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昼奇辞。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

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

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译《风骨》: 关龙艳 《诗经》总***有"六义","风"位居首位,它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气质的外在表现。所以作者表达情志,必定首先注意作品的风貌;推敲作品文辞,没有比注意骨力更为重要的了。

因此,骨力塑造文辞,犹如骨骼支撑人体一样;情志所包含的感染力就如同形体蕴有生气。遣词造句挺拔,文骨就形成了;表情达意爽朗,文风就彰显了。

如果一篇作品辞藻丰富,却缺乏风骨,那么文采也不会有鲜明,声调也不会响亮。所以运思谋篇,一定要使意气饱满,刚健之气充盈,才能鲜明生动。

风骨为文章所用,就如高飞大鸟之舞动双翼。因此注重文骨的,用词造句必然精要;讲究文貌的,表达情致必然显豁。

锻炼文字坚实而不轻浮,运用声韵凝重而不板滞,这得力于文章风骨的驾驭。如果内容单薄而辞藻堆砌,就会繁复冗杂而失去条理,那是无骨的征象了;思想感情不饱满畅通,表意牵强缺少生气,那是无风的证明了。

从前潘勖作《册魏公九锡文》,构思布局摹仿《尚书》这样的经典,使当时的才子们搁笔,这是因为潘文骨力刚健的缘故;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文才茂盛而成为辞赋的宗师,这是因为其文风遒劲的缘故。能够明确这一要领,就能使文章写得更为完善,这种方法不能违背,创作不应追求文才的繁复。

所以魏文帝曹丕称:"文章的风格以作者的气质为主,气质的清浊各有其体,不可勉强用力而得。"因此,他评论徐干,就说:"时常有齐地的舒缓气质",评论刘桢,就说"有俊逸奔放的气质风貌"。

刘桢也说:"孔融卓尔不凡,确实具有特异的气质风貌。文字几乎不能够表达他的才气。

"这都是看重气质风貌的意思。野鸡色彩丰富,但飞起来不出百步,那是因为肌肉过于丰满而力量不够;鹰隼缺乏色彩,但能高飞直达云天,那是因为骨力劲健而气势威猛。

文章才力,也与此相似。如果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好比鹰隼集聚文坛;如果有风采而缺乏风骨,又如野鸡窜伏于文苑。

只有文采光耀而又能高飞翱翔,那才是文章中的凤凰。至于按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采择子书史籍的写作方法,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详尽地明了各体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然后才能萌生新颖的构思,修饰奇妙的文辞。

明了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就能构思新颖而不杂乱,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就能文辞奇妙而不浮滥。如果风骨未能具备,辞采不够精炼,却想抛弃旧有的规范,追求新奇的创作方法,即使获得了巧妙的用意,但导致的失败也多。

难道只是使用奇异的字句,就能将这种错误倾向变为正道吗?《尚书o伪毕命》中说:"措词贵乎得体,不应只是追求奇异。"这是防止文章写得浮而不实。

然而文章写作途径很多,作者各据所好加以选择,深明写作之道的人未能传授他人,学习写作的人又没能向懂写作的人学习。于是习尚浮华、追随侈靡,随波逐流而不知回返正道。

如果能确立正确的体势,使文章鲜明而刚健,那么就能风明骨健,整篇作品焕发光彩。能细心研究上述这些要求,那么离掌握写作之道也就不远了。

总之,情思与意气的关连,文辞和体制风格相结合。文风清明刚健,美好的文才才能驰骋。

使风力充沛,使骨力强劲。这样才锋刚健挺拔、特立突出,文章才能光彩夺目。

2. 诗品序原文翻译

钟嵘《诗品序》读解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

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

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动词它为品尝、品味之意。

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

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

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楚辞”类则注重抒发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全书分总论(诗品序)及正文两部分。总论讨论诗的本质、五言诗的历史、品诗的标准及方法等,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

正文以“品”为经,以风格类别为 “纬”,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它一***品评了从汉至南朝***123位五言诗人(包括《古诗》的无名作者),论其优劣,定其品第。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

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

“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

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

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

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

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

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

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3. 《江良才尽》文言文翻译

原文:钟嵘《诗品》: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译文:南朝的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握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 平淡得一无可取.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灵寺的河边,梦见一 个自称叫张景阳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他就从怀中拘出几尺绸缎还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 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 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据说从此以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4. 钟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说:“文温而团,意悲而远,惊心动

思是说:文温而丽就是说说文字很温和,但却很美丽,应该说辞藻华丽吧,意境悲伤而且深邃,每一个字都是写到人心里,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古诗十九首》的评价:

1.特别善于抒情,善于把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如《迢迢牵牛星》(教材209页),通篇写景,而情在其中。

2.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表情含蓄,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冉冉孤生竹》)等,都用得十分贴切生动。

3.风格平易,语言浅近、精练、自然。诗中没有刻意雕琢得华丽词句,如顺口说来,浅近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庸俗,似乎从肺腑中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十分自然。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诗歌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对后代文人五言诗产生不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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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诗穷而后工》译文

1.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2.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说“穷”的含义

此“穷”字非贫穷的穷,意思是困顿、没有出路的处境,与“穷途末路”的“穷”字意思相近。“诗穷而后工”意思是说,处于困顿境况(如仕途不顺、政治上受到打击迫害等)的诗人,常常能写出好的(“工”)诗歌作品。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