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天津干什么了

梁启超十分赏识自己的学生蔡锷。在饮冰室书斋里，一直悬挂着身着北洋政府时代军礼服、神态端庄的蔡锷将军的巨幅画像。

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在金融方面也有广博的知识，而他所栖息的天津，自清末以来即是中国的造币中心，这便成就了历史风云际会的又一个机缘。1914年2月，北洋政府在津设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总裁。梁氏上任后对造币厂因几经变迁资料散失的状况极为关注，立即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提写书名。这部11章约5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同年12月，梁启超因币制改革主张难以实现而辞职。

1921年9月，受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开始在南开讲授《中国文化史》。当时就读于南开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曾亲笔录写《梁任公先生演说词》洋洋四千余言。周恩来在文章中描写当时见到的梁任公“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对梁氏所讲“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百倍于他人”等振聋发聩之语感触深刻，铭记于心。

梁启超对南开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抱有极大希望，曾有意亲自主持南开文科，并在南开创设“东方文化研究院”，虽因故未能如愿，此拳拳之心、耿耿之志，已为南开深深铭记。2000年，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梁启超先生的宏愿得以实现。

梁启超寓居津门的14年，也是他倾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著述颇丰的一段时光。在饮冰室书斋，他完成了包括讨袁檄文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60多篇学术论著；这长达148卷、凡140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是梁启超留给中华民族蔚然壮观的文化瑰宝。

在天津，梁启超与学界名流交往极多，梁氏宅邸名人高士云集，又形成了一道清新雅意的独特风景。他与《天演论》的译著者严复切磋学问，过从甚密；他盛赞严修创建南开之举，并与张伯苓、张彭春兄弟成为挚友，对南开学校倾心襄助；他还曾在饮冰室书斋里与当时尚在青年、属后起之秀的学者梁漱溟、徐志摩等结下师生之谊。

天津的梁氏旧居和饮冰室，还记录下了梁启超家学深厚、传承有方的佳话。梁氏九个子女皆学有所成，其中更有三位成为声名卓著的中科院院士——他们是：著有《中国建筑史》、主持设计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建筑学家、梁氏长子梁思成，考古学、人类学专家、梁氏三子梁思永和1924年出生在天津饮冰室故居的火箭制造、宇航科学专家、梁氏五子梁思礼。

占地2500平方米的梁启超纪念馆，规整俭朴，气势雍容。陈列在各展室中的百余件家具，是按照当年原貌，“原汁原味”仿制、摆放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展览，真实地展示了梁启超热爱祖国、勤奋治学的一生。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梁启超生平资料中心和学术思想研究中心。

梁启超生前曾说，自己乃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将永远铭记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