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陶渊明的心灵世界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真切体念 ——《结庐在人境》意象剖析
弗洛伊德等西方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本我”，还有一个“超我”。“本我”，就是老子哲学中的归根反本，它摆脱了文化符号的异化与扭曲，如婴儿自然而和谐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它接近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标举的生命的本真状态。“超我”则是社会文化塑造，特立而成自我，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充当种种特定的社会角色，按照群体规范和要求行动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是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在人的灵魂深处。一时“本我”占据上风，一时“超我”表现明显。“超我”和“本我”的交错呈现，显示了人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行为表现甚至整个人生追求。放眼封建时代，许多文人在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努力追求“超我”的同时，其实内心深处也时时流露出对险恶官场及叵测社会的厌弃，在竭尽心机地回归“本我”，力所能及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如竹林七贤、谢灵运、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等，但其中在追求“本我”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对这一状态体念得最真切的，恐怕要数陶渊明了。陶氏不但敢想，而且敢做；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彻底。他的这一出世心态在他的许多诗篇中均有所表露，在《饮酒》系列中尤其发挥到了极致。本文便以《结庐在人境》为例略作阐释。
《结庐在人境》一诗，是陶渊明诗歌意象的顶峰。在这首诗中，“本我”摆脱了“超我”的纠缠，澄明无碍地存在于诗歌意象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种“远”与“静”的境界是“本我”战胜“超我”后才可能出现的。“心远”并不仅仅是因为“地偏”，最关键的恐怕还是陶氏在心灵上的真正忘世，倘若心为物役，尘根未了，则即使身处“无车马喧”的偏地，也仍然会为凡事俗情所羁绊，像唐朝王维辈那样像模像样地隐居终南，但他心里图的依然是那条加官晋爵的捷径。在王维身上，“本我”仅仅是追求“超我”的一种手段。而陶渊明则完全不同，他的“超我”已然被排斥在心灵之外，“本我”即生命的本真已呈现出一种完完全全的展开状态。这个时候，不管形体在田园还是在闹市，“心远地自偏”，这种澄明无碍、自由自在的心灵使万物都展现出宁静悠远的情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至此，诗人与“本我”融为一体。采菊的陶渊明，已是解脱了各种尘世纷扰，以生命本真状态呈现的陶渊明了。他心灵的悠然空明，投射在菊花与南山的意象中。他的整个身心已融入山气和美丽的夕阳之中，又似乎化作了飞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翱翔。如此心平气和、心无旁骛地与大自然相承合，体味着大自然本身无穷的韵味。在这种观照中，物是原态的，心是宁静的，心物交汇在内心里，在和谐意识中，认认真真地进入了一种物我同一的“忘我”状态。
前四句，诗人摆脱“超我”从世俗回归自然；中间四句，诗人又以一种超脱虚静的心态，真切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到了最后两句，诗人则更似乎进入了一种神情恍惚、虚无缥缈的仙幻之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所谓的“真意”即是对回归生命本真的体念与感受。这种体念与感受想要说但说不出来。古人说得好，“得意必忘言”，已然得了“真意”的陶氏，合情合理地“忘言”，绝不是故作高深，只是这种感受确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首诗中无酒，诗人却将其归入饮酒二十首，且成为其中冠冕，原因就在于其意象的捕捉与构成具有直觉无意识的酒神精神的特点。诚如古人所说：“这首诗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俱偶尔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其一点‘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道书千卷，佛经完万叶，犹不能尽厥蕴，故但以‘欲辩已忘言’五字喝断‘此中有真意’之间。虽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东篱’云乎?”“偶尔之兴味”，即审美的直觉无意识状态。从此状态中蜕化而出的诗歌意象，才能获得“境在寰中，神游象外”的悠远不尽的意味。这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这里，相与归还的鸟儿和悦欣慰，它们没有了彷徨，没有了迷茫，也没有了离群之悲伤。它们投射着诗人摆脱“超我”的孤独迷惘后，精神获得巨大的归属和依托感，从而呈现出自由而宁静欢畅的心情。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真心体念是这首诗真意之所在，也是《饮酒》诗及陶渊明诗歌的终极目标。
谈陶渊明的田园诗
一 导言
晋文坛玄言诗风很盛,文学内容严重脱离现实。在这样的时代，陶源明异军突起，在诗歌，散文，辞赋创作上别开生面，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给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清新气息，特别是反映乡村风光和农村生活的田园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及其思想发展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荆林街)人。他是中国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在当时，严格区分级的门阀制度高度发展，士人的仕途基本上决定他的出身，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庶族寒门深受压抑。这种严酷的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和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赫，官至八州都督，曾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亦做过地方官，外祖父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但至陶渊明时，家道早已中落，生计极其艰难。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着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是对他十分不利的。这时，反动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公文有约)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这时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来说，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中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客观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处境，陶渊明一生曾五次出仕。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出为江州祭酒。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而辞职回家，“躬耕自资”。第二次出仕，在他三十五、六岁时，为刑州刺史恒玄幕燎。恒玄是一个有野心的大军阀，专横放扈，陶渊明由于生性耿介，对其厌恶和忧虑，于公元401年冬，借母丧为由，辞官回家，又开始了躬耕田园的生活，第三次出仕，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即是陶渊明归隐三年之后。先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公元4仍年从刘裕处转任建成将军刘敬宜的参军。第五次是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又求为彭译令。是年十一月，作了八十天县令的诗人，终因“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辞官回乡，彻底走了二十多年漫长的归隐的道路。陶渊明在历经了官场的龌龊和束缚之后，终于迷途知返，植杖耘耜，清流赋诗覆成自己的“天命”，因而从心灵的深处释解了政治上的失落感，“乘化归尽”，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陶渊明的退隐，既出于对时势动乱、仕途险恶的忧虑，为了避祸而远离官场，也根源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门阀、制度下，寒士难有作为，他的“大济苍生”的宏愿注定会破灭；而面对官场的恶浊的黑暗，既无力改变，又不愿同流合污，陶渊明最终选择了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正因为他把壮志埋在心里，所以一直没有忘却现实，常常流露出对腐朽的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在性格方面，陶渊明率真刚直，不合于官场，官事繁忙劳顿，也不合他自由闲静的习性。还有一方面，在于他本身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心为物役”是他最大的精神瘸苦，他要摆脱的自身躯壳及物质的役使，获得心灵的自由。陶渊明一生儒道两家思想冲突很激烈，表现在他生活中就是屡仕屡隐。总之陶渊明既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同时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吸收继承了多种思想观念，从而融合成了独具一格的陶渊明的性格。
三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分类
陶渊明 的创作以诗为主，兼擅辞赋和散文。诗现存一百二十余首，特别是反映乡村风光和农村生活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所谓田园诗，就是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和田园风光的诗。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田园诗大作家。在诗歌发展史上，以农业劳动为内容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古代歌谣。到了《诗经》出现了大量的反映农业生产的农事诗。这些农事诗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及其感受，但只到了陶渊明，农村的生活和田园风光才真正得到文人的注目，农事诗发展为田园诗，这些田园诗巧妙的将情，景，理三者结合起来描述农村风光和田园生活，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描写细腻，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影响久远的诗歌流派。陶源明也因此被后世称为“田园诗人”。
陶渊明的田园诗从其内容看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描写恬美静穆田园风光，抒发了诗人闲适自得的心情。这些诗歌写出了大自然的美，表白了诗人脱离樊笼的自由心境。如(归田园居)其一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洲。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为冲出“樊笼”，，重返大自然的喜悦有如鸟儿冲破牢笼罗网，心情是那么轻松愉快，表现了他对丑恶的世界的鄙视。因而，在全诗中既流露出一种心灵解放的舒畅，又饱含摆脱官场，安然归家的欢欣，于是诗人不厌其烦地一一描述自己的田园：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衬、狗吠、鸣吠，都是那样亲切美妙，足以安身立命。这些极其普通的景物，经过诗人的笔触，便酷似一组和平、平静的农村风景画佳作。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陶渊明以审美的目光注视田园和大自然，超脱了现实的矛盾和痛苦，达到和谐静穆的境界。
当诗人尚未离开宦途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但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门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
第二类歌咏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的深情厚谊。
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引入注目的是那些描写自己躬耕田亩的作品；由于生计所关，农事劳动当然是诗人归田后的首要之务。早在彭泽桂冠的前二年，他在家居时就已经开始农事劳动了。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所写的“在昔闻南亩，当年意未践；屡空既有人，存兴岂自免”(其一)，“秉来欢务时，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亩办怀新；虽未量岁功， 事多所欣”，都是当时田间农事劳动的经过和欢快之情。在彭泽归来的最初的日子，这类农事劳动的描绘也都是带有一种浪漫情调和欢欣的色彩。尽管他面前的只是一个几间草屋，几亩荒园，有着妻子之累的贫寒的家。但他却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非常美好。《归去来辞》里所说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家人吉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正是他设想的未来隐居生活的主要内容。《归田园居》五首是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写的组诗，其三说：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披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诗人用极经济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绘塑了一个封建士大夫亲自躬耕田亩的形象，写得情趣盎然，写景亦是写心。“衣沾不足借，但使愿天违”，正是在辛勤的劳动中，诗人明白、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湍\"(《庚戌岁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道理。所以尽管“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诗人还是“但愿长如此，躬就非所叹”(同上)。诗人描写景物，就这样往往和农业劳作交织起来，作为劳累的一种补偿，更体会到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随着诗人年岁的老大，躬耕岁月的长久和生活的日益贫困，到了他五十二岁写《丙辰岁八月于下撰田舍获》时，他的思想认识更有所提高。诗云：
贫居依稼稿，戮力东林隈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司田春有秋，寄声与我谐。
饥者欢初饱，束带侯鸡呜。 杨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郁郁荒心里，猿声闲且哀。
悲风爱静夜，林乌喜展开。 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 姿年逝已寇，其事未云乖。
遥谢荷条翁，聊得从君栖。
这里，诗人归隐初期叹苦嗟劳的情绪已让位给对收成好坏的担忧。\"不言春作苦\"，不是不苦，而是已无暇叫苦，唯一惶恐的是收成不好，眷眷于心的是秋收有望。因为收成的好坏关系着生活的温饱，\"饥者欢初饱\"，正是久饥后吃了顿饱领的真切感受，这绝不是绝食终日的封建贵族文人所能有的体会!
在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中，耕作的艰苦和生活的困窘只是一个方面，而读书；交友、春游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带来的精神上欢乐和丰收足以补偿他隐居时的物质生活的欠缺。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读书也许是诗人隐居生活中至老不衰的乐趣。不论在躬耕之暇，闲居之时，或者在邻朋交游以至绝粮挨饿的当口，读书都是能使他得到最大的享受。他在《移居》(其一)中写的\"邻曲徐徐来，抚言谈在昔，奇文***欣赏，疑义相与析\"，《答庞参军》中写的\"谈笑无俗调，所悦圣人篇\"，《读山海经》中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在《吟贫土》中的\"倾壶无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下，曰仄不遑研\"等，写的都是他的这种读书生活。诗人也正是从读书中寻觅先贤高蹈世外的榜样，以作为自己隐居生活中对抗外界压力的精神支持力量。
除了躬耕和读书之外，亲朋邻居的交游之乐也是陶渊明隐居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游斜川》是写春游，《移居》二首是专写移居南村后邻朋交游之乐的诗篇。其一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乎；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陶渊明甚至认为这种交游之乐能使他忘记人间的一切烦恼，他但愿永远不要离开这里。
长期在躬耕田园，生活的日趋恶化，使得诗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接近农民，与农民建立了感情。《归田园居》其二中写道：“时复墟曲中，披草***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诗人在与农民的交往中，进一步认识到农民淳朴,自然,诚实的气质。诗人与农民***话桑麻，与他们生活的苦乐有了***同感受。陶渊明的这些田园诗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
第三类，反映了农村的凋蔽和村民生活的贫苦。
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反映了他归隐后的劳动生活和谈泊的心境及描写田园的诗情画意时；但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他的一些诗也反映了农村的凋敝景象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诗人的家乡地处江州，曾是桓玄发难之地，军阀之间争夺政权的战争和镇压卢循农民起义的战争都在这里屡次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晋书·刘毅传》说：“江州自恒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弹力竭，无以至此。”陶渊明对这些战争虽未作正面描述，但确已接触到了农村的残破和生产阶破坏。(归田园居)其四说：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忧间，依依昔人居。
进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知?”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愫。”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村落变成了荒墟，田园变成了丘垄，居民已经亡逝，触目之处皆荒凉破败。诗人虽未交代其原因，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无疑是战争造成了这怵目祸心的景象。在《还旧居》里，诗人的写到了故居的破败。“阡陌不够旧，邑屋呈时非。履历围故居，邻定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这种破败景象的描象表明诗人对农村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还描写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自己生活的困顿。(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说：“炎炎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写的是灾害欠收，自己饥寒交近的苦况。在《有为而作》诗的序言中他又说：“旧谷既没，新俗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在诗中有“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待没空自遗”的话，写的是他一家的生计已濒临绝境，不得不接受他人的施舍接济过日子。饥饿有时还迫使诗人出门觅食。他的《乞食》诗所写的就是他的一次为逃避饥饿而作乞客的经过。诗人记述种种贫困，不是无目的的，而是因为“今我不述，后生何哉”(《有为而作序》)，要让后生知道生活的艰苦，知道保持固穷节多么不易。
第四类，表现了诗人美好的社会理想。
陶渊明不满黑暗的现实，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会，但几次出仕都未能实现，那时他还只能从传说中的古代寻求理想社会的图案，他在诗中流露“黄唐莫逮”的慨叹。这样，他的社会理想不能不是朦胧抽象而又具有浓厚的复古主义倾向的。最后转而寄身田园，隐居躬耕，独善其身。陶渊明的躬耕生活的结局如此可悲这也许是他归隐之初没有料想到的事。但就他来说，这是求仁得仁，又复何悔!他的躬耕不仕之志，仍到充也不动摇。他以前修为榜样，“谁云固穷狂，邈哉比前修。”“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诗人也正是通过长期的田园生活，感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战争和剥削给人民带来了痛苦、贫穷和死亡，看到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逃亡去就，不避幽深”的现实，体会到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促使了一个“桃花源”理想社会的诞生，创作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诗并记》。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如果说《归去来辞》是陶渊明对官场的否定，对田园的追求，那么，《桃花源诗并记》则是陶渊明对整个现实世界的否定、对幻想的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陶渊明创造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说”的无君无臣的社会，这使我们想到了《诗经·魏风·顿鼠》中劳动人民幻想中的“乐土”。在那里：
相命肆农耕，曰人从所愁。 桑竹垂馀者，菽稷随时光。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说。
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 禾豆犹古法，衣裳天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自馀乐；于何劳智慧。
这种社会只能存在于诗人的幻想之中，但这也正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否定，代表了处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难以生存的广大劳动者的善良愿望。桃花源式的社会，不仅是先世哲人们(如老庄，阮籍《大人先生论》，鲍敬言《无君论》，都主张无君无臣的社会理论)的理想的形象化，更是诗人基于社会现实生活，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绘制的理想蓝图。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田园诗的新的发展阶段。它不局限于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而着眼于提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案，表现了诗人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产者对造成战乱和贫困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抗议，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愿望。它虽然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却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鼓舞人们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斗争。
四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是第一个大量写作田园的诗人，他开创了田园诗派。他的田园诗有着浓厚的田园生活气息；弥漫着五谷和桑麻的芬芳，洋溢着劳动的欢悦和艰辛，表现着农民生活的苦难。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田园诗到后来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结合，形成了绵绵不绝的山水田园诗派。陶渊明田园诗在诗史上的革新作用，还在于它冲击了弥漫着诗坛的玄言诗，打破了自魏末以来玄言诗一统诗坛的局面，给诗坛带来了清闲的气息。犹如一股春风，使窒息的诗坛漾起了勃勃生机。这股春风汇合了谢灵运的山水诗，终于涤荡了“谈乎寡味”的玄言诗，彻底解放了诗坛，恢复了诗歌不是以说理取胜，而应以抒情见长的传统，放射出新颖的艺术光芒。 000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最受后人称道的是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古今尊陶，统归平淡”(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与同时期。“谈乎寡味”的玄言诗不同，陶渊明的平淡是彻忧思后复归于平静安祥，饱含落日常生活的热爱，平淡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格修养，也是他的审美追求。因而，在陶诗中出现的事物，大都是平信所见的东西，没有奇特的意象，不雕章丽句，诗人以清闲的感受，真切的体验化俗为雅，化平凡为神奇。这是陶诗韵隽永的原因。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论述“自然”的艺术特色在他田园诗中的表现。
其一，语言上自然本色、精练传神。“陶诗是当时社会文化的自然状态，有着什么样的陶渊明，也就有着什么样的陶诗，‘语言是存在的家’，陶诗就是陶渊明其人的家。”这个比喻可谓形象。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从而达到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然而事实上，陶诗的语言并非是未经锤炼的，反而是高度精练、去芜存精后才显得平淡而自然，从这一角度看，陶渊明对文字的提炼运用可说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
其二，艺术风格上恬淡自然、醇厚隽永。清人方东树曾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四个“真”字，可见陶诗真实感之强，“自然”气之盛。纵而观之，其田园诗的题材和内容多采自归隐后的生活，他将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认为自躬自耕式的生活虽苦且累，然而却是最贴近田园的纯自然性质的生活。其诗所描写的对象，亦是习见常闻的事物，如村舍、鸡犬、桑麻、豆苗、耕种、风雨等，都是直写其物其事，而不讲究词藻上的华美，粗略几笔即勾勒出景物的神韵，形似更神似。此种白描功底，于平淡中透出丰富联想，于联想中生出诗的“淡永”意境。可谓“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无一修饰之语，而其间无穷妙味。”
其三，艺术境界上高远拔俗、天然浑成。主要体现在追求情、景、事、理的交融统一。陶渊明曾借《五柳先生传》道：“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可见其田园诗的特点乃以“意”为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其实诗意也直接源于自然——触景生情，于是“诗缘情而绮丽”。陶诗的魅力，在于以其性情中自然流出的语言创造出冲淡之美的艺术境界；在于诗句充满感情力量，但同时又舒缓、平和、少有激荡，严谨地与冷静的哲理思维相结合，创造出高远拔俗的意境；在于从平凡的生活素材中提炼深沉的意蕴和哲理，从而实现田园诗的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境界。总体而言，陶诗的意境都较为完整，胜在以整体为单位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或某个片断吸引人。
创造出深融完整的意境也是陶渊明田园诗歌艺术的重要特色。陶诗善于以白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不描慕物态而以写意为主。诗中常出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都带象征性意义，表现诗人自身的品格，饱含着诗人的感情。陶诗还常在抒情写景之中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一些人生哲理，情、景、理融合贯通，创造出浑厚深远的诗歌意境。
陶诗语言别具特色，完全不受当时骈俪文风的影响，诗句多接近口语，平易近人。象“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蝉”，“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这类句子，明白如话。朴素真率的语言也体现出乎淡自然的风格。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