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的道德与毁灭
这是一个“王纲解杻”、道德崩毁的时代。新道德的曙光没有在新世纪如期降临。我们行走在世纪之初的道德幽暗和昏聩中。近现代中国百数年的道德重建努力迄今几无完成；道德的倾废和颓荡之势愈演愈烈；整个道德信仰和惯例几近全线崩盘。而从人类文明史观察，道德崩盘之后将会是灭顶之灾的末世来临。像古罗马、汉唐，大毁灭之前都是道德瓦解的纵欲妄为。
以“信”而论，古典社会的“信义”、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友爱和信任，以及现代西方社会建立在法律约束下的“信用”，这些人类道德遗产在人类的20世纪虽经过了近乎毁灭的战争，依然得到继承和发展。而当代中国，我们正陷身一个“失德”时代，陷身一个背信弃义的时代。群氓失信于国家、民族、家庭和周围的世界，公务员失信于政府，党员失信于信仰的政党。我们俨然进入了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不忠纪”。而且，有迹象表明：网络虚拟世界也在一点点耗尽并掠夺人们心底残存的彼此信任和同情。如果，西南的大学女生陈易的“卖身救母”还有一种善恶纠缠的暧昧的话，接着的杭州超女选手王晓光(化名艾晴晴)“以曲别针换别墅”毫无疑义则是一件有预谋有组织的恶劣道德丑闻。这个宣称以物换物，花100天用曲别针换别墅的一个中国版的美丽童话，事后被证明是网络推手精心策划的骗局。但成就这个策划的社会成本是整个社会的善良、梦想为代价。网络推手以他们种种恶劣的行经昭示他们网络“黑手”的真实面目。
正在崩溃的不但是“信”的道德信念。一旦人失去自律，德之不存，人对人、对天道、自然变得肆无忌惮。《无极》剧组对天池的冷漠摧残、黑龙江少妇和复旦大学学生的虐猫、女演员张钰所揭露的娱乐圈性交易等等，在对道德底线的挑战上真的到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程度。虽然是极少数，但鉴于人们对“女大学生”和知识人的道德要求及期待，一旦成为整个社会道德堕落的样本，是极其令人痛心的。重庆、武汉、杭州等城市因有女大学生“涉色”被广泛报道。而英国男子则在他的博客细述玩弄中国女学生的“艳史”。人们自然把这些“女大学生”的堕落事件和两年前某国内知名高校，知名经济学家、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嫖娼联系在一起。知识人的丧德还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知识活动之外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以“知识”为核心的公***生活中，他们丧失学术良知，他们和权贵和利益基层沆瀣一气，他们正在成为知识、思想生产链的“作伪者”和“弄臣”。2007年初公布的《2006中国教育蓝皮书》显示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持续下降，不能说和这些道德堕落事件完全没有关系。不仅如此，道德崩盘的征兆是当这些道德事件发生后整个社会的“后效”。我们把它描述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的道德坍塌。这中间，无良的大众传媒常常是推倒骨牌的另一只隐形黑手。“杨丽娟事件”绝不是无良和丧德媒体参与运作的个案。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本来应该作为社会纯良的“道德”和“风习”的身体力行者和监察者的“媒体”和知识人却沦为我们社会道德颓墙的摧毁者。
道德崩盘还不止于此。在我们的时代，更可怕的是一个方面是道德崩溃，另一方面是道德的被滥用、被盗用。如果我们仔细检讨这些公***道德事件，可以发现许多道德事件并不是单纯的道德事件。道德正在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生态主义、极端女性主义等漂亮外衣。借助网络等现代传媒许多道德事件最后发展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道德暴力”。像“陈易”事件，一些人士就将事件的最后结果陈易母亲的病逝归纳为“天涯网友集体杀人”。针对黑龙江少妇虐猫事件，也应该指出的是当网络追杀成为时髦的时候，一些参与者的不理性行为终将对“虐猫”者谴责的尊重小动物的“猫权”诉求演变了公然践踏人权“虐人”。至于“外教玩弄中国女性”事件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在我们“谁动了我们女人”的愤怒声音中夹杂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对道德批判的转移。而且在许多道德事件中所谓的“卫道”者都或多或存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侥幸逃脱者笑倒霉蛋中国著名法学家，日本神户大学法学教授季卫东在《财经》杂志总第120期就曾就上海发生的教授嫖娼案尖锐得指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法律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在万物商品化之后，中国将进入一个统治者以身作则为中产阶级树立道德威严的“维多利亚时代”，还是退回往昔“存天理、灭私欲”的卫道士时代?换句话说，这个事件是从解构到建构的转折点，还是更全面的解构的开始，抑或是报复性的“对解构的解构”的信号? “善恶只因主体而成立”(维特根斯坦语)。其实，不具有主体性的人们无善恶可言，即使对他们进行赏罚也与道德无关。因此，在国家权力介入日常性伦理生活之际，应确保其不破坏社会自治的空间和公民的主体性，在“公法”的框架中给“私德”以恰当定位。如果处理不好，将来在重商主义隧道出口迎接我们的未必是“维多利亚式”的“高雅”，很可能只是“斯大林时代”那种肃清之后的死寂。
余华在回答《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克·西蒙提问时说：“没有文革时的压抑，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种种放纵。当放纵是从压抑里释放出来时，这样的放纵就会极其汹涌。”其实，整个中国从19世纪中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道德的压抑与放纵、毁弃与重建的摆动中间。19世纪中期，“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在传统的道德废墟上重构“伦理觉悟”的新道德图景。但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展开他们道德重构的机会。即至20世纪中叶，建立在集体和***产主义“公”德想象的社会主义道德使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重构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这个半拉子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了一种重建的可能。但这样的重建显然纠缠者复杂的传统道德资源。任何在传统东西道德资源、当代社会主义道德资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未完成道德想象”中间“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当下意义因素常常让当代知识分子失陷迷途。而80年代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很少。知识分子80年代的道德重建还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商业社会大潮汹涌而来，于是从19世纪开始的道德废墟的重建成为一个被无限延宕的“未完成”。
“道”之不存，何来“道德”？我们今天检讨我们的所谓道德失败，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一把可靠的尺子去对我们的道德进行丈量。我们时代的失败不是因为“放纵”，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放纵到怎样的程度。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约束我们内心放纵这个“魔鬼”的瓶子。道德批判中的标准游移和相对主义，常常会让我们在“卫道”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作恶”者。
的阴暗心理。 索尔·贝娄在《拉维尔斯坦》中似乎在替当代中国人说话：“一批揭露者和讽刺者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贝娄式的谶语所概言的文艺现状与中国文艺现实重合，表明中国文艺已经进入一种文艺主体文化源性的艺术精神及艺术审美本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中国1980年代的文艺复兴之梦在经历了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之后再度破产。虽然讽刺家的文化英雄情结，终于在文艺中获取了多元的形式和班驳的内容，但中国文艺并没有从文化控制中起死回生。在1990年代，当寻根和前卫之间的文化两难彻底丧失了以生长的方式融合为一体的可能性之后，文艺表面的万花齐放已经难以遮蔽其在本质上日趋凋敝的现实。中国当代文艺尚没有找到大师与经典之作。从经典化的方向看，当代文艺作品堆积的文艺繁荣是不经推敲的。然而，文艺破败的文化焦虑并没有在文艺界产生。相反，在公众文化中文艺经典的探询热情高涨。
中国本土“文艺复兴”的诉求忽略了复兴的关键因素，即一种人文思潮的兴起，需伴随具有开创意义的审美品性和文化品性的文艺作品的流传。依靠大师的神思的实现，将某种精神元素播布到各个社会阶层，从而对社会文化生活和风尚形成矫正和引导。西方文艺复兴的实现，有来自形而上的文化意识运动的作用力，但更多是通过文艺作品对审美风尚和精神状态的有效干预实现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号角哗众取宠地吹响以后，由于没有大师和经典文艺作品的支撑，终于破产。文艺复兴的破产和当代中国文艺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对中国文艺破产的现实缺乏情形的认识，中国当代“文艺复兴”的始作俑者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空虚的组成部分。
文艺批评者和文艺家更多看到文艺破产后文化生长层破坏的严重现实，而没有拷问文艺对文化水土保持应尽的职责。他们操纵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向泛文化批评滑动，成为讽刺者和揭露者，并对诸多让人担忧的文化现实进行勘界。他们的种种发现具有无比的深刻性。
然而，这些发现中并不包括对文艺危机的认识：商业品质加剧、艺术精神缺席，审美无可辩驳地走入官能症的极端困惑，艺术创造被阻滞，文学已经荒芜。在艺术批评界，鉴赏者无眼力，阐释者无德行。他们对文艺危机的遮蔽和修改已经习以为常，促成新的文艺规则和创作秩序，文艺版图已经被批评权力瓜分。在艺术创作界，名利场与低俗的艺术品味继续使艺术家们胸无大志，丢弃责任。文艺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识分子及其依存的机构都在漠视和麻木中享受现实功利带给他们的安全感，而忽略了文艺作品的文化存储与衍生能力。文艺界频繁呈现的犬儒主义的迷醉和狂欢，已经成为艺术品鉴的最终精神索求。
文艺破产所发生的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取消了文艺复兴的可参照性。以“文艺复兴”拯救文化危机，“文艺”的复兴应该是先决因素之一。然而，艺术界在探询文艺凋敝原因时，对文艺生成环境过于苛求，从而弃置了艺术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文化职责，牵引中国文艺向更破败的状态演进。由于艺术家对审美多元性和人文深度的惰性追求，由于商品社会对艺术存在方式的积极引导，由于缺乏对艺术存在中精神侏儒的反思，艺术部分丧失了对中国经验的呈现能力。文艺标准的缺席和文艺史的断裂带使文艺存在没有立场，没有可参照性，没有目标。这个文艺现实在不断取消文艺生存的超越性诉求，放纵物的追寻所导致的意义迷失，并瓦解了文艺对生存的价值体系的建筑，对多元审美品质的探索。这场危机连缀的文艺盛衰因素根深蒂固，意味着一场由文艺自身而始、面向受众的审美救赎势在必行。救赎者应领受几代文艺家推卸掉的责任，清理他们的革命激情和保守心态，并进入漫长的有关自身文化养成和审美构成的自我驳诘。 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从未有过的人性退化和畸变。
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究其实质是国民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人性的危机。这些年，当人们谈到当下时代的人性现状的时候，莫不痛心疾首、忧心如焚的，然而所有批判当下人性状况的说法又莫不陷入一系列的误区。最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出现了退化，动物性横行，道德沦丧。这些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很准确，然而它们又多是浅薄之见、泛泛之论，因为这种人性的表现，此类慨叹与批判古代存在，现代存在，当代自然也存在。这些解释不具备针对性。我们这则报告发现的则是几乎从未有过的人性问题，我们着重报告给读者的也是人性的新状况。
先从一个典型的个案说起。2007年9月5日，轰动一时的“搀扶老太被诬撞人”案被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根据“常理”推定被告彭宇侵权，判令彭向原告赔偿4万多元。判决书还说，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结果一出，网民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地引出了“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的话题。这就是一则从未有过的故事，然而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它反映出了我们时代的怎样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还是人性问题？
我们认为答案是后者。如果老太太跌倒后没有人去扶一把，那是道德的堕落；但当扶起老太太甚至送医院去救治的人不仅没有被感谢，反而要承担并非自己造成的老太太的跌倒责任时，那就不再是道理的问题就是人性的堕落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独特的时代社会文化场中，“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会从此被视为人性的正常表现。——这才是最可怕的。
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据2007年10月9日《燕赵都市报》报道，大白天在新乐最繁华的街道上，50多岁的母亲被抢劫者的摩托车生生拖出去几十米远，围观的几十人竟无一人上前帮忙，用来给外婆看病的3万元钱就这样被抢走了。对此，没有人追问这样的的问题：围观者与歹徒，谁更可恶、可恨、可怕？似乎也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然而恰恰在这不应该被追问的地方，展现了中国人性的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方面。无独有偶，2005年4月18日下午，位于衡水闹市街头的一公***厕所内，一女孩在如厕时被尾随而来的拾荒男子强奸。更令人痛心的是，女孩受害时间长达20余分钟，现场围观市民40余人，却没有一人出手制止。有人称之为“又是一出典型的冷漠看客闹剧”。仅仅是冷漠吗？歹徒、杀人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会有，然而歹徒视众多的围观者为无物，这样的状况却绝不会总是出现在各种时代和社会。歹徒总是极少数，可围观者的数量却可以等于无限大，歹徒终究会被绳之以法，但围观众人却总是在转眼间仍然是“良民”。——这些“良民”的人性才构成了社会的根本，才是文化的本质之所在。这样的人性现状难道不正是培育歹人横行的土壤吗？
可见，今天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根本上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道德问题相对显明易见，而人性问题却常常让人匪夷所思，无可奈何。细究之下，当下我们的人性现状表现有二：
其一是人性的退化和消弥，指的是退到动物性，比如纵欲，有奶便是娘的风气。这种表现虽然古已有之，但现今尤甚。其二是人性的异化和畸变。前几年，有一场沸沸扬扬的“虐猫事件”，最后当事人被开除公职。在这一事件中，虐猫者的问题显然是人性退化的问题，比如丧失了起码的善良心，对小动物的残忍，变态的发泄等等，对她的谴责也是应该的。然而这还不是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更有意味的是没有人关心当事人的心理问题，没有人为这位并未犯法的当事人丢掉工作同情，更有网民竟然振振有词地要追杀虐猫者。比起虐猫那种人性的退化，这种公开的“虐人”的行径则意味着一种人性的难以被看到的极度异化。可以说，人性的异化和畸变是更难发现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它指的恰恰是过分“社会化”、“人际关系化”、“人性分裂化”。有的人“玩”的很圆熟，他从不做真正的好事，但人们看不出来。有的人从来只会以人际关系网络为眼界，只会周旋于各种力量的搏弈之中，从来没有人性的准绳，也从来没按照一个“人”的准则行事，但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备受各色人等青睐艳羡。有的官，并不贪污，你抓不住他的问题，但他从做不出为民造福利的好事来。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红楼梦》中至少还能够被发现其中有猫腻，但葫芦僧在今天已是常态。
这样的人性又直接造成了国民性的现状，一则愚昧和无知，二则傲慢与偏见，构成当下国民性的基本内核。如果说善恶颠倒是愚昧，那么善恶不分则是傲慢；如果说人性丧失，害人害己是出于无知，那么以自由的名义，滥用自由，漠视人性的正义本质，则是偏见在作怪。
由此，这个时代不仅仅是邪恶者载誉，神圣者蒙羞的问题，而是人们不会关心更不需要去追究载誉者背后的黑幕，人们也不会去关注蒙羞者的灾难。表像是惟一被关注的焦点。我们只呼唤成功和成功者，而不去计较成功背后是否以人性丧失为代价，我们只簇拥“进步”和“进步”的表象，而不去关注“进步”背后是否以人性的退化和畸变为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