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资本账户的不同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对资本账户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已不满足于仅从总体上对所有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许多学者从具体国家个案出发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

Luis A.Kasekende对乌干达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表明,国内储蓄不足、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收益在于:能够通过开放资本账户来引进国外私人资本以提高投资率,能平滑消费、分散风险(尤其对乌干达这样外汇收入明显随季节变动的国家更是如此)。事实证明乌干达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人们所担心的大量短期资金流人的状况。因此总的说来乌干达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

Jang C.Jin检验了朝鲜1953—1999年开放与经济增长二者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但近几年来这种关系日趋弱化,可能是近几年进口不再像以前直接依赖出口增长的缘故。

James Crotty和Kang—Kook Lee认为韩国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所采取的自由化政策对经济都造成了损害,他们对韩国用新自由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政府导向、银行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的做法能否给韩国带来福利提出质疑。

Basudeb Guha—Khasnobis和Saumitra N.Bhaduri研究印度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金融机构资源配置功能的效果。结果表明,在金融自由化的最初几年间向更有效的部门流动的资本并没有增加,因此整个经济的投资分配效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在1991年宣布金融自由化之后的几年间,中小储蓄者的资金使印度股票市场的可用资金剧增,但由于印度的公司对资金的运用缺乏远见导致剧增的资金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投入资金的分配效率并没有提高,而只是坏的投资的开始。因此金融自由化对印度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推动作用。

Firatdemir研究了土耳其“失去的十年”间的经济表现,分析了公***部门及国内银行在金融危机复苏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外债与资本外逃之间的关系后,得出外债和资本外逃存在双向的关系。这也正是引起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关键。即由于金融自由化导致的外债过快增长加上资本外逃的催化作用使土耳其经济在“失去的十年”间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

三、资本账户子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直接投资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尽管国内外经济界对外国直接投资(FDl)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但随着近几年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支持FDI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强调FDI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1.有益说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许多FDI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如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达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与外国公司的进入有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企业越多东道国的生产率越高,如FDI在墨西哥(Kokko and Zejan,1994;Blomstrom, 1996)、乌拉圭(Blomstrom,1996;Kokko and Zeijan 1994)、印度尼西亚都有利于经济增长。DeMello(1996)选取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样本并证明FDI与经济增长正相关。Kevin Honglin Zhang使用中国1984—199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增加收入。这种正向的影响似乎随时间而增强,而且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比内陆地区的影响大。 Jean—Claude Berthelemy和Sylvie Demurger的模型则强调了外国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说明经济增长反过来会影响外资的流入。他们用1985— 1996年中国24个省的数据实证证明FDI对推动中国各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且说明FDI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Dees(1998)也发现FDI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很强的解释力。

2.不利说

Ana Balcao Reis认为虽然FDI看起来可推动经济增长,但由于资本收益转移到国外,FDI可能降低社会总体福利,因此从长期来看FDI不利于经济的增长。Anthony Bende—Nabende研究了1970—1996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果表明FDI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源、做中学的效应对经济发生影响,但FDI流入对最不发达的国家有负面影响。Usha Nair—Reichert对24个发展中国家研究后认为投资 (包括国外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偶然的联系。国内投资似乎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暂时的相关性,但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Rodrik (1999)也对FDI能够刺激当地企业发展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国内出口企业生产效率高并不一定是外资企业推动的,在出口部门的国内企业生产率比在其他部门的国内企业高是因为他们要面对国际竞争。Aitken和Harrison(1991)对委内瑞拉的研究却没有发现FDI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相关性。Harrison(1996)研究发现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的合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要比国内企业高,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有推动作用。但他指出在短期内FDI可能通过强占国内市场份额、降低国内企业的资本利用率对国内企业有负面影响,而在长期内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还是有推动作用。

其他反对FDI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学者还有 Kmgman(1998)及Razin,Sadka和Yuen(1999)。Krugman (1998)坚持认为,在经营国内公司方面国内投资者比外国投资者更有效(否则外资就是东道国的第一个投资者而不是国内投资者)。而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内投资者的流动性可能变弱(而外资却不会),对外国企业来说接管或收购一个中流的项目变得有利可图。但国内资产通过这种方式向外资转移比转移给国内企业更低效,因为这种转移仅仅是外资的现金流充足,并不是由于外资技术和管理先进才进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Krugman推翻了外资是因为具备了特殊的优势或能更高效地经营国内企业的能力才接管收购国内企业的观点。Razin,Sadka和Yuen(1999)则认为,上述现象是信息不对称的表现,FDI的投资者可以获取关键相关企业的内部信息,比国内投资者更具有信息优势。因此,在国内股票市场上交易跨国股票时FDI的投资者就比国内投资者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但也正是由于外国投资者比国内投资者掌握更多信息,在对未来国内股票市场交易机会进行预测时,外国投资者往往比较过激,进而导致他们投资过度、低效。

3.有益说的发展

正因为不同学者对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有学者对有益说进一步完善,提出了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

(1)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推动作用的大小依赖于国内外企业的技术差距的大小。也就是说,FDI的推动作用大小有赖于国内企业吸收外来技术的能力。如Imbriani和Reganati的研究表明,外资对意大利技术差异小的企业效率提高作用大于那些技术差异大的企业。Blomstrom(1986)对墨西哥的研究也表明,外资对部门内生产率差异大的企业推动作用小,而对部门内技术简单的企业推动作用大。Kokko等 (1994)在对墨西哥和乌拉圭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Borenzstein,DeGregorio和Lee研究发现,DI通过两个渠道推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一是通过吸引更高水平的国内投资来扩大总投资规模;二是通过先进技术与东道国人力资本的融合推动国内投资和产出增长。FDI是国际间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并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这一效应会随着东道国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2)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推动作用的大小依赖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Moran(1998)认为,自由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外资企业推动作用的发挥,这是因为自由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有活力的外资企业到本国来,而这些外资企业本身具有许多优势,如规模大可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卓越的管理等。自由的投资环境还可鼓励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些企业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销售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公司可以提高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因此母公司愿意为东道国子公司提供新技术、加快技术更新速度、加强对成本与质量的管理以及为公司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与支持。另外,Ernst(1998)发现 FDI在国内管制严格的条件下,在利用先进管理体系包括质量控制系统和适时存货系统方面均存在时滞。Blomstrom(1995)发现,通常国内对FDI的管制都会对引进技术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证券投资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有益说

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从不同路径实证证明证券投资账户开放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如资本市场开放自由化可以降低资金成本进而增加额外投资。因此资本市场开放就意味着更加高效的市场进而推动金融、经济的发展(Bekaert,Harvey and Lundblad, 2001)。资本市场自由化可以使东道国获得最先进的金融技术,进而推进经济增长;同样更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Bencivenga,Starr and Smith,1996)。 Bekaert等(2001)还发现,在以5年为周期的期间内金融自由化能使人均GDP增长1%。为了证实该结论的准确性,Bekaert分别采用不同的自由化基准时间、不同的国家组合、不同的计算标准差的权数、不同的衡量经济增长的基准时间做了检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检验没有考虑宏观经济改革的影响,也没有反映经济周期的影响。kevine(2001)认为,放松证券市场的管制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证券市场流动性提高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另外Levine(1996)详细论证外资银行进入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1)降低外资银行进入的门槛可以使一国金融部门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联系更加紧密;(2)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可以刺激竞争,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而且外资银行进入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内银行的质量、定价能力和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3)外资银行进入可以推动国内金融政策的完善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系列环境改善反过来又会推动国内金融发展。另一方面,Levine承认外资银行进入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如国际资本外流、外资控制国内金融市场而且外资仅追求利润最大化却不会考虑东道国的金融安全。

E.Han Kim和Vijay Singal通过检验新兴市场国家自允许外资进入股票市场以来的经验来研究资本流动有关收益和风险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全球化会使股价显著上涨,但却没有伴随股票收益波动的增长;而且股票市场开放后通货膨胀的波动显著降低,汇率的波动也降低,这有利于该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Yuan K.Chou和Martin S. Chin认为,金融自由化通过提高利率、金融新产品创新来影响金融中介的效率,通过资本集中的过程来推动经济增长。Wi Saeng Kim.Esmeralda Lyn和Edward J.Zychowicz研究认为,股票市场自由化可能降低现有体系对公司治理机制不支持的无效率状况。Peter Blair Henry认为,股票市场自由化可以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

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证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它是系列金融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资本市场之前首先要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建立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对公司显性或隐性的税收或补贴应该取消,并鼓励国有企业私有化。资本市场开放应该与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同步,而且还应该与对外实物经济的自由化(取消贸易壁垒及开放经常账户)同步或略晚于对外实物经济的开放。最后,资本管制将随着资本账户实行汇率浮动制而取消。

2.不确定说

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证券投资账户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不确定。其代表人物是 Joseph E.Stiglitz,他认为资本市场开放对产出增加、经济增长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1)资本市场开放可以使国民生产总值(GNP)最大化;(2)国际竞争可激发资金需求,进而建立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经济环境;(3)资本市场开放后,政府或微观经济体均可通过投资或避险工具多样化来稳定经济;(4)一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是扩大了融资的来源;(5)资本市场开放也可由商品服务市场开放类推。但资本市场开放也有消极作用:(1)金融资本部门与普通商品服务部门不同,不能将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简单类比;(2)虽然资本流动不是引起经济不稳定的原因,但它确实加速了经济动荡,严重时甚至导致金融危机;(3)认为资本市场自由化可最大化GNP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即资本并不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动力;(4)资本市场开放可扩大资金来源这一观点也有问题。更多的短期资本流人能提供基础投资吗?对短期资本流人的限制会阻碍FDI或其他长期投资吗?答案是不会。因此,积极与消极二者合力作用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资本市场开放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赖于该国对资本账户的控制是否有效。Hiroyuki Kawakatsu和Matthew R.Morey研究了 9个新兴市场国家,结果表明自由化并没有提高新兴市场的有效性。另外RobinHangLuo和ChunJiang分析了中国1993—2004年的数据,得出经常项目自由化、资本管制放松与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研究现状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也是国内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国内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方面,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充满风险(高海红,1997;姜波克,1999;张礼卿,2004);另一面,它又可能对一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胡祖六,2001)。对于资本账户要有序的开放才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国内学者基本已形成***识(管涛,2002;余永定,2003;潘英丽,2004;景学成,2004)。对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前提及开放策略的研究多,而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经济的路径的研究少。因此中国在通过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改善方面,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促进增长的条件、金融发展和制度改善等促进增长的路径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国际上对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历经“华盛顿***识”到“华盛顿分歧”再到“华盛顿新的***识”的反复争论,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不。

1.国内外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面。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是开放和自由的,因此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有现实和实践的意义。

2.研究显示,在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明显存在国别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正相关,有的学者认为二者负相关,还有的认为二者的关系不确定。对资本账户子账户(直接投资账户和证券投资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并无一个一致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现有研究采用的样本国家、计量指标、研究所涵盖的时期不同和实证检验方法不同等等,因而得出结论也不同。但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已认识到的多种不同原因造成各学者研究结果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有关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论。

3.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存在对完善的体系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因此,有必要找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使中国经济获得全球化的福利收益;否则,在金融体系脆弱、缺乏相关制度保证下开放资本账户收获的必然是痛苦。

4.对资本账户开放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方向的转变。从经典的或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各种要素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从金融发展及制度因素方面探求资本账户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

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及经济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找出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得出资本账户在中国这一特定经济体内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关系,以此作为指导制定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各项相关政策。